主权理论前的主权——中世纪主权理论研究
【作者与文章来源】
作者：郭逸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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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世纪的“主权”概念分散地体现在法学家、哲学家以及神学家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片段中，这些思想片段反驳了博丹自认为其主权理论的原创性。由于中世纪各个权力实体在话语的场域中为构建自己的主权话语相互博弈，因此中世纪的“主权”所呈现出的图景并非是集中的概念和围绕着这个概念所展开的理论，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围绕着罗马法概念“管辖权”(iuristidcio)所展开的政治话语角力当中。
关键词：中世纪罗马法；中世纪政治话语；管辖权；主权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世纪主权理论的概念泥淖
三、中世纪主权理论的话语建构
四、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卢梭在《山中来信》中回应了那些攻击他的日内瓦人，其中某些段落颇具启发性，比如卢梭曾这样说道：“那些高谈阔论民主宪政者根本没有区分主权和政府，立法权和行政权。”[1]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区分主权和政府的人并非卢梭，公认的首创“主权”概念并将其从治权中分离出去的人是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
博丹的主权理论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开始。在《解史易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1566)第六章“论共和国的形态”(De statu Rerumpublicarum)中，博丹认为亚氏仅仅描述了政权形式，却从未清晰定义何为“最高权力”。[2]博丹说道：“亚里士多德称为‘政体’(κυ? ριονπολι?τευμα)的东西，除非能将三样东西集中在一起，即颁布法令(decreta)、执政(executiones)和裁判(iurisdictio)。”[3]在《解史易法》面世十年后，博丹出版了他著名的《共和国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7)，并在其中首次使用法语词“souveraineté”来定义他的“主权”，即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4]博丹认为，主权是组建或解散政府机构(les officiers)并将法律指定给任何一个人的权力。[5]为了更好地解释主权与治权的不同，博丹说，若主权在人民手中，但政府管理的荣耀和效益都给了贵族，那么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主权)，但却是贵族统治(治权)。[6]以罗马史为例，博丹解释了在两种情形下，虽然个体拥有最高权力(summum imperium)，但不意味着他就拥有“主权”。首先是独裁官，他们的最高权力只是出于维持共和国和平的考量而暂时被赋予；[7]其次是罗马皇帝。在谈及奥古斯都时，博丹认为，奥古斯都作为元首(principauté)，仅仅是民主主权或者贵族主权所指定赋予权力之人；而“元首”一词就是“第一人”的意思，也仅意味着最适合。[8]
在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文文本中，“主权”和“政府”的通用拉丁文符号便是“summum imperium”和“administratio”，[9]博丹在《共和国六书》的拉丁文版本中解释罗马皇帝并不拥有主权、主权属于共和国时，便是使用“summum imperium”。[10]然而，博丹认为，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们所持有的关于“最高权”(summum imperium)的法学理念，即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国王拥有最高权力，甚至城市也拥有最高权力是荒谬的，因为主权绝对且不可分割。因此，博丹的主权概念也被认为是为16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提供理论基础，与加尔文的人民反抗理论相对立。[11]弗兰克林认为，从《解史易法》到《共和国六书》的十年间，博丹由一个宪政主义者转向成为了专制主义者。[12]然而，在比对这两本书的思想后会发现，博丹的思想在这十年中并未发生像弗兰克林那样所认为的骤变，但有两种变化值得思想史研究者的注意：首先，他抛弃了原本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拉丁文词语“summum imperium”而改用法文“souverainité”，并认为之前的法学家们从未成功定义“主权”；其次，《解史易法》中对主权的强调主要体现在选择行政官的权力上，而在《共和国六书》中，博丹则将浓笔落在了立法权上。
博丹在著作中极其强调其主权概念的原创性，并批评了中世纪法学家们在主权理论创建上的失败，事实果真如博丹自己描述的那样吗？中世纪不存在主权理论吗？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教授马西尔·大卫抱怨大多数学者都轻易地认为博丹最早将“主权”引入西方政治词汇当中，[13]彭宁顿也认为博丹过度夸大了他的主权概念的原创性。[14]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世纪法学家(包括民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和哲学家(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对最高权力的话语建构，来论述被博丹认为无主权概念存在的中世纪究竟是通过什么来体现其“主权”的。
二、中世纪主权理论的概念泥淖
(一)博丹的谬误
年轻的博丹接受的是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教育，在当时，巴特鲁斯法学流派(Bartolists)对《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评注的学习蔚然成风，而博丹对这种教育日益产生逆反心理。他认为，意大利式的法学教育只是“从法律整体中撕扯下来躯干，并将它们零散地拼凑在一起”，[15]而整个罗马法文本更只是一个古老文明的遗骸，学习它必须采取一个批判的立场。[16]然而，博丹的主权理论建构却离不开罗马法术语和罗马法学家们所提供的政治话语，理解中世纪可能存在的主权理论的基础便是中世纪罗马法学家所创建的政治话语。
博丹对以往罗马法学家在主权理论创建上的批判，始于他对罗马法术语“治权”(imperium)的理解。治权是罗马法中非常复杂的概念，古典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罗马法学家和人文主义法学家们都对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治权在古代罗马政制和古典罗马法中是一种行政官的命令权(拉丁文动词imperare即命令)，多涉及军事；[17]中世纪法学家阿库西乌斯(Accursius)在对《皇帝法》(lex regia)进行注释时说：“罗马人民将全部的治权和权力(omne summ imperium et potestatem)都授予了皇帝。”治权包括纯粹治权(merum imperium，又称剑权，掌握生死的大权)和混合治权(mixtum imperium，部分民事权)，权力(potestas)则等同于管辖权(iurisdictio)。[18]由此可见，中世纪法学家认为罗马皇帝的最高权力由三部分组成，即纯粹治权、混合治权和管辖权。博丹对于治权的理解则是追随人文主义法学家[19](由于人文主义古典学和语文学的日益发达，摒弃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法学理念而忠于原文的罗马法原教旨主义者)的解释，体现在一场中世纪法学家关于“治权”的争论案中。该案例如下：
法学家阿佐(Azo)和罗塞尔(Lothair)在同一个城市教书，皇帝亨利六世向两位法学家请教：“谁才能拥有纯粹治权(merum imperium，即剑权)？”罗塞尔回答道：“只有您才拥有。”轮到阿佐时他却说：“法官比您更享有生死的权力，而您拥有最终的权力(per excellentiam)；其他人也拥有像您这样的权力，比如一个省的首长，您不得剥夺行政官这样的司法权。”皇帝不悦，而后阿佐在他的评注里写道：“虽然国王和皇帝拥有最终的纯粹的治权，但省的首长和高级法官也同时拥有纯粹的治权。”[20]阿佐因此输掉了一匹马。
根据人文主义法学家的“解经”方法(历史语境、上下文、原意)和基于对“财产权”的解释，博丹认为“共和国”是主权(summum imperium)的真正拥有者，而行政官仅拥有纯粹的统治权，就好像元首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而行政官只是使用它而已那样，既然行政官的权力是主权通过法律所赋予的，那么便依法受到限制，而以往所有罗马法学家们却从未发现这两者的差别。
博丹的谬误在于，他使用了人文主义法学家的法学理念来理解中世纪法学家的“主权”理念，忽视了中世纪法学家们使用的法律术语与古典罗马法和人文主义法学家所使用的术语在符号和语义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忽略了中世纪多种政治实体并存和权力交叉的形态，以及各个政治实体在建立主权话语过程中的厮杀和博弈。
(二)从imperium到iurisdictio——中世纪主权话语基础的建立
意大利法学家皮埃特罗·科斯塔(Pietro Costa)认为，中世纪法学家对政治权力的理解集中在对“管辖权”(iurisdictio)一词的诠释上，而非博丹所关注的“治权”(imperium)上。[21]在17世纪的政治理论中，“管辖权”常常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统治权，等于近代意义上的主权。[22]管辖权进入公法和政治话语的历史要从罗马政制算起。拉丁文构词法中，iurisdictio由“ius”和“dicere”构成，意味着“宣布什么是法律”，也就是对争论的司法救济。乌尔比安则将它的作用理解为广义上的职能和义务(officium)，即确保物的占有，指定监护人，指派法官对争论进行裁决。[23]在罗马政制史中，这种权力也被赋予行政官、地方总督或者一个省的元首，因此这些行政官员也具有了司法管辖权。虽然这种司法管辖权的主体扩张在实现正义的层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却也导致了整个罗马法律系统的混乱不堪：一个行政官，在拥有治权(imperium)的同时又通过委托(mandatum)获得了司法管辖权(iurisdictio)，如地方总督拥有最充分的管辖权(plenissima iurisdictio)，即“最大统治权”(maius imperium)，只有皇帝的统治权才能超越它。[24]与此同时，乌尔比安将纯粹治权(merum imperium)定义为生杀大权，即剑权(potestas gladii)，[25]一种判处死刑和处以罚金的权力，而这种生杀大权一般禁止委托予行政官。
从古典罗马法所建立的公法理论和政治话语“治权”中解套，将原本属于司法权的“管辖权”提升为政治权力话语的基础，是中世纪法学家们努力的结果。在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法律理念中，“管辖权”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古典罗马法中作为“宣布何为法”的权力，“有管辖权”(iurisdictionem habere)意味着拥有一种复合的权力。[26]博洛尼亚学派开山鼻祖义内利乌斯(Irnerius)在他的注释里写道：“管辖权是建立公正所必要的权力。”[27]首先，管辖权是一种权力(potestas)，再次，管辖权不仅仅是一种“宣告何为何”的权力，而开始成为法律框架下的建构性要素，即建立公正(aequitas statuenda)。义内利乌斯之后的注释派法学家罗杰利乌斯(Rogerius)扩大了义内利乌斯的定义，他说：“管辖权是公共权威所委托的职能(munus)，出于维护法律和建立公正的需要。”[28]
中世纪关于“管辖权”的话语在法学家阿佐(Azo)那里日臻成熟。上文叙述到阿佐因为未得皇帝的欢心而输掉一匹马，引发他在法律注释中道出那句法律名言：“因此，我失去了马，但这并不公平。”(Ob hoc amiserim equum, sed non fuit aequum)[29]阿佐在上述的案例里认为皇帝和行政官都享有纯粹的治权(merum imperium)，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区分皇帝的最高权威和行政官的权威呢？答案便是“管辖权”(iurisdictio)，尔后中世纪法学家们对主权话语的建构便都是建立在阿佐对“管辖权”的解释之上。[30]
阿佐认为，在一个政治实体内，“最充分的管辖权”(plenissima iurisdictio)仅属于最高元首，比如罗马皇帝，他的权力是罗马人民通过皇帝法(lex regia)所授予的，代表着一种全权(omne imperium et omnem potestatem)，而其他行政官所拥有的是“次充分的管辖权”(minus plena iurisdictio)，低于皇帝的管辖权一个等级。[31]阿佐进而通过类比，将这两种管辖权关系同样赋予了王国和城市的权力结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整个帝国拥有最充分的管辖权，如同国王对其王国和城市执政官对其城市一样。[32]伯尔曼认为，虽然后两者的管辖权和统治权不如皇帝的大，但仍旧独立于皇帝，因此，中世纪管辖权乃是关于主权渊源的概念。[33]对后两者来说，主权并不来自皇帝自上而下的授予，而是来自共同体内部。[34]
直到评注派法学家巴特鲁斯(Bartolus)，管辖权从最初的司法权力到复合的公共权力转变才算正式完成。[35]巴特鲁斯将管辖权定义为“依据公法引入的(de iure publico introducta)，为了维持法律和建立公正的公共人的权力(potestas)”。[36]巴特鲁斯在原本注释派法学家的定义上加入了“公共人”(a personapublica)这个因素，原因是对巴特鲁斯而言，权力(potestas)原本在私法上表现为家父对家子、主人对奴隶、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权威，建立在民事法律之上，而“管辖权”是这种权力的公法化，从而使得管辖权等同于权力本身。除此之外，巴特鲁斯在解决“城市”的法律问题时，赋予了“管辖权”以立法的含义，他说：“如果城市的人民拥有完全的管辖权，便可以在没有上级权威的同意下制定法律。”[37]
在教会法领域，“管辖权”常被解读为行政管理权(potestas administrationis)[38]或者权威(auctoritas)[39]。此外，教会法管辖权理论常与“社团法人”理论相结合，[40]也具有立法权的含义，即“管辖权-社团法人立法”的语境，如教皇英诺森四世所说：“一个拥有管辖权的社团可以制定所有管辖权范围内的法令。”[41]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真正存在过如罗马帝国般的政治统一体，由查理大帝所开创的神圣罗马帝国虽自觉延续了“帝国”的称谓，但其内中道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伴随着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兴起，中世纪的主权及其渊源也呈现出环环相套的形态，各种主权理论的任务便是从环中解套，从与上级管辖权的争斗中独立，从普遍中抽离出特殊，同时建立起自己的主权话语。下文将研究中世纪几个政治实体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主权话语的，并将其纳入一种关系模式中探讨，如“教权-皇权”，“皇权-王权”，“教权、皇权、王权-自治城市”。乌尔曼依据主权的渊源将中世纪主权区分成“自上而下的主权”和“自下而上的主权”，前者的渊源来自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教权、皇权和王权，后者的渊源则主要来自于人民，即人民主权。因此，伯尔曼认为阿佐的“管辖权-主权”理论道出了中世纪的主权渊源，但这句话仅指明了中世纪主权的部分特征。阿佐的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想的封建主义主权理论，忽视了中世纪各个政治实体在权力领域的斗争，以及话语领域的各自建构。
三、中世纪主权理论的话语建构
(一)“全权”(plenitudo potestatis-iurisdictio)——教皇权力的话语建构
公元494年，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在给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的信中说道：“这个世界被两样东西统治着——主教们神圣的权威(auctoritas sacrata pontificum)和皇权(regalis potestas)。”[42]哲拉修一世对两种权力的区分为整个中世纪有关宗教—世俗权力关系的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此时，哲拉修一世并未提及教皇的权威，而是强调主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两分，因此诸多学者将这句话理解为中世纪等级制度和教皇权威并不恰当。[43]
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限管辖权在话语层面依赖于对“全权”(plenitudo potestatis)概念的建构。教皇列奥一世时期这个概念被第一次提出，[44]而直到格里高利七世颁布的《教皇训令》(Dictatus Papae)，教皇的“全权”才正式以教皇敕令的方式确立下来。《教皇训令》的二十七个条文主要围绕着“教皇拥有怎样的管辖权”展开，教皇不仅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deponere episcopos vel reconciliare)，[45]也可以罢黜皇帝(imperatores deponere)；[46]同时教皇可以制定法律，享有不可辩驳的审判权。[47]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将精神和世俗的全部权力集于教皇一身，用勒布拉斯的话说，教皇是普遍的立法者，他是法律的解释者，并授予特权和豁免。他还是最高的法官和执行者，[48]而这些权力在格里高利改革前都不存在。[49]
教皇英诺森三世被视为是奥古斯丁理论的继承者和发扬者，[50]通过他的努力，教皇的“全权”话语在“教权-皇权”的关系内被推向了巅峰。1202年，英诺森三世发布了著名的教皇敕令“Per venerabilem”，[51]确立了教皇对神圣罗马皇帝的管辖权。首先，他承认选帝侯能够依据老祖宗的法律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仅仅是选帝侯的权利，同时也是天主教会的义务，教会能在皇帝的权威之上增加无上的荣耀。而依据历史，查理大帝在圣彼得教堂的加冕称帝，就意味着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教会的承认。[52]英诺森三世进而强调，选帝侯确实有被选举为皇帝的权力，但最终合法性的确认和加冕的权力依旧在教会手中，[53]而教会的权力集中于教皇一人，因为他拥有“全权”。[54]
英国教会法学家阿兰努斯(Alanus)在解释教皇管辖权时说：“因为全权，教皇可以参与世俗的事物，包括建立和废除法令。”[55]因此，教皇的“全权”完全涵盖了罗马法学家们所创立的“管辖权”概念。意大利红衣主教同时也是教会法学家的奥斯提恩塞(Ostiense)则认为：“当教皇创立法律时，我们说他拥有‘全部的职能’(plenitudine officii)，而当他超越法律时，我们则说他拥有“全权”(plenitudo potestatis)。”[56]教皇的“全权”使得他不仅可以创设法律，又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到了14世纪，西班牙主教贝拉焦(Alvaro Pelagio)曾对教皇的“全权”话语做出如下总结：“它至高无上；它是教会权力的总和，基督的完全代理人。上帝赋予的统治信众和人民的权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教会内部的权力都来自于教皇的全权；没有任何一种‘人的权力’能够超越它；没有一种纯粹的人的权力能够限制、命令或者裁判它。”[57]
既然教皇的“全权”凌驾于任何法律和“人的权力”之上，那么这种无限管辖权究竟来自何处？它的渊源是什么？答案是来自上帝。马太福音里说道：“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石头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58]圣彼得从上帝手中接管权力，将其传给了后世一代代的教皇。《马太福音》的这段话便成了中世纪教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英诺森三世便认为作为上帝的代理人，自己的“全权”是从圣彼得处继承而来的。[59]
(二)“皇帝法”(lex regia-iurisdictio)——皇帝的权力和中世纪帝国主权的话语建构
福柯认为，中世纪的谱系学主轴是古典王国的复兴，是考虑如何让伟大的先祖们复活，而由英雄主义来确保当下社会的价值。[60]“帝国复兴”(renovatio imperii)[61]和“权力转移”(transitio imperii)[62]是中世纪帝国和皇权思想的两大母题：前者是对古典帝国复兴的直抒胸臆，后者是为帝国复兴寻求历史合法性基础。
在罗马法复兴之前，中世纪皇帝权力的合法性依旧延续查理曼大帝以来的“君权神授”传统，而“神”的位置也随着教会制度的巩固和教皇“全权”的确立被“上帝的代理人”教皇逐渐取代；罗马法复兴后，中世纪皇帝迫切需要罗马法学家的帮助来建立起皇权的话语体系，从“君权神授”的桎梏中脱离。[63]在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间的授权之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拉文纳法学家卡拉苏斯(Petrus Crassus)写了一本力挺世俗权力的书，名为《为亨利四世辩护》(Defensio Heinrici IV regis)，该书被乌尔曼誉为“第一本用专业的方式使用罗马法并服务于政府的书”。[64]卡拉苏斯认为，教皇针对皇帝的措施从根本上是不正义且非法的，他重申了皇帝作为世界统领者和上帝代理人(vicarious conditoris)的位置，同时认为，是皇帝创立教皇，而非反之。[65]卡拉苏斯斥责格里高利七世是“法律的敌人”(hostis legum)，也就是“和平的敌人”(hostis pacis)。[66]与以往的教皇反对派不同，卡拉苏斯的论证基本源自于罗马法理念，紧扣法律的概念，他认为《教皇训令》赋予教皇在必要时候创立新法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教会的管辖权，存在着与旧法发生冲突的可能，并且在序言里明确写道：“统治必须靠法律来武装(legibus armata)，这样的元首才是正义的元首。”[67]
一位罗马贵族在写给反教皇派国王罗瑟三世(Lothar III)的信中写道：“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元首，同时也成为教会的领袖；如果您想宣称自己继承罗马帝国的光辉，那么您必须符合罗马法。”[68]维泽尔(W ezel)在给红胡子大帝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Barbarossa)的信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皇帝的权威不仅体现在兵力上，也体现在法律武器上。为了成为罗马皇帝，您要非常熟悉罗马法。”维泽尔继续劝诫道：“皇帝必须拥有统领和创立法律的权力，因为罗马人民将这种权力赋予了皇帝。”[69]此处提及的便是著名的《皇帝法》(lex regia)，当代罗马法学家和公法学者都将其视为罗马宪制中最重要的一环，[70]因为它明确地说明了罗马皇帝权力是罗马人民所赋予的。麦基文(Charles H. McIlwain)在他的《宪政古今》中说道：“罗马宪政的真正本质不在于晚期的专制主义论断，尽管它们现在颇为时髦，如‘国王喜欢的即是法律’(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vigorem habet)，或乌尔比安的格言‘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而在于一古老且深刻的原则：人民，只有整个人民才是法律权力的最终渊源。”[71]
《皇帝法》的法律原文已不可考，主要见于古典罗马法学家的评注当中，因此历史上也有学者质疑其真实性。在14世纪，里恩佐(Cola di Rienzo)发现了公元69年所颁布的《韦斯巴芗皇帝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72]规定了罗马人民将权力授予韦斯巴芗皇帝，因此后世也有人将《皇帝法》等同于《韦斯巴芗皇帝法》，如博丹。
中世纪法学家对《皇帝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可撤销，古典罗马法没有明确规定罗马人民的权力是以何种方式转移，是否设立了期限，是否对下任皇帝有效，是否可以撤销等。一方观点认为《皇帝法》是权力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标志，不可撤销，代表人物为博洛尼亚学派创始人义内利乌斯；[73]另一方则着重于人民意志的授权，因此仍旧可以再依据人民的意志撤销授权，代表人物为阿佐。阿佐强调罗马人民的意志在罗马宪制中的至高性，他说，权力授予(concessa)应该理解为委托和代表，言下之意，人民仍旧保持着最初的权力。[74]斯金纳因此认为这是对共和理念的一次重新挖掘。[75]
无论《皇帝法》是否可以撤销，依据博丹的定义，这些都是关于帝国主权渊源的讨论。阿佐的另一条法律注释被不少学者视为中世纪人民主权理论的代表性论述，他说：“人民并未被排除出立法权力……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作为个体的人民。”[76]阿佐并没有将皇帝视为唯一的立法主体，人民同时保留着立法权力。
中世纪法学家追溯《皇帝法》所建立起的皇权话语包含诸多内容，集中见诸《阿库西乌斯(Accursius)大全》中[77]：如帝国的统治是永恒且普遍的(perpetuus et generalis)；皇帝不受法律约束(legitas solutus)；皇帝是世界的领袖(caput mundi)，而最重要的是，中世纪法学家认为皇帝是普遍立法者。我们回归到《皇帝法》文本，它规定罗马人民授予罗马皇帝全部的统治权和权力(omne suum imperium et potestatem concessit)，但如上文所分析，在中世纪法学家的话语中，管辖权(iurisdictio)才是表示权力的符号，比利乌斯(Pillius)说：“罗马人民转移了全部统治权和权力，因此皇帝拥有最高管辖权。”[78]皇帝的最高管辖权究竟包括哪些部分呢？首先，它包括罗马人民所赋予的全部的统治权和权力，前者包含生死大权(merum imperium)和混合统治权(mixtum imperium)；后者则是指一切的行政权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立法权(potestas condendi leges)，如普拉岑迪努斯(Placentinus)在注释里写道：“人民毫无保留地将普遍的权力转移给了皇帝，因此皇帝拥有创立、解释和废除成文法的权力。”[79]在中世纪法学家的法学理论中，皇帝的普遍立法权是皇帝最高管辖权的核心部分。中世纪法学家明确区分了法律(lex)和法规(statutum)，前者的特征是普遍性，源自于最高的权威，而后者属于特别法，可以由低位阶的国王或者城市首脑颁布。[80]博丹在《共和国六书》中便着重强调立法权，视其为主权的体现。
(三)“国王在王国内是皇帝”(Rex in regno suo est imperator-iurisdictio)——王权话语的建构
依照《阿库西乌斯大全》，王国和城市从属于帝国，[81]只有在帝国中它们才能得到法律保护，收获和平。[82]那么，如果王国和城市并不认可皇帝的权威，皇帝作为世界唯一首领地位该如何得到保障？注释派法学家对此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和法国开始流行一种理念，即国王不再是帝国的附属，在王国的疆域内，国王就是皇帝(Rex in regno suo est imperator)。[83]法学家们由此做出了理论上(de jure)和事实上(de facto)的区分，皇帝是世界的统领在理论上成立，但是事实上，在王国不承认帝国的情况下，国王在自己的王国内有类似于皇帝的完全管辖权。在教权和皇权斗争的背景下，教会法学家们作为教权的背书者，对皇权存在着普遍的敌意，因此，王权“主权”独立的话语是在教会法学家们的协助下完成的。[84]
亨利七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之间的管辖权之争[85]为这种理念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极佳的土壤，同时也凸显了皇权话语的破裂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危机”。王国的独立和国王权威话语的建立，需要法学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皇帝有权以叛徒的名义审判独立的国王吗？皇帝是世界唯一的元首吗？皇帝的管辖权能超越或凌驾于国王之上吗？
《西西里宪制》(constitutiones siciliae)的评注者马里努斯(Marinus)认为，罗马法中规定“元首”(princeps)拥有立法权，此处的“元首”既可以指代皇帝，也可以指代国王，因此国王跟皇帝一样拥有立法权。[86]罗马法学家安德烈(Andreas of Isernia)则认为，国王是世袭的，比起靠选举产生的皇帝来说，国王更焦虑和更急于表现得最好，对于将好的东西留给后世也会更上心。[87]由于德皇和意大利之间在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安德烈说，那些选举出来的条顿皇帝根本不关心意大利的利益，而只在乎德国。[88]因此，皇帝应该限缩自己的管辖领土和管辖权，国王在自己的领土上做任何事，皇帝也应该在他自己的领土范围内行使权力。[89]欧得拉杜斯(Oldradus)在他的著名的69号咨议(consilium)中专门讨论了皇帝对王国和国王是否拥有管辖权的问题。他从罗马皇帝权力的源头上论证道，罗马人民不可能给予皇帝比他们自身拥有的还多的权力，而罗马的人民对其他民族的人们本身不享有统治权，被罗马人民赋予权力的皇帝对其他王国也因此不拥有管辖权。[90]博丹后来在《共和国六书》中承认，欧得拉杜斯其实才是主权理论的先行者。[91]
除了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外，中世纪晚期另一个被独立意识唤醒的王国便是法国。教皇英诺森三世在教皇敕令“Per venerabilem”中提及法国国王宣称自己享有最高管辖权，[92]对此，《普通注释》(glossa ordinaria)拒绝予以承认，认为王国理论上从属于罗马帝国(de iure tamen subest Romano imperio)，[93]教皇博义八世也发表过类似拒绝承认王国独立的声明。[94]而英国教会法学家阿兰努斯(Alanus)则认为，任何一个国王在他的王国中都拥有与皇帝一样多的权利(juris)。[95]意大利教会法学家圭多(Guido de Baysio)针对法国国王的地位解释道：“生活在法国的每一个人，都处于法国国王的统治下，国王拥有最普遍的管辖权和权力。”[96]“两个王国都可以为自己创立法律，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都不再受罗马的法律的约束。”[97]
巴黎的约翰(John of Paris)在他的专著《论王权与教权》(De regia potestate et papali)中认为：“王权不是源自其本身或者教皇的执行权，而是来源于上帝与人民，人民选举某个个人或者家庭作为王。”[98]这便是坎特洛维茨所说的“国王的两个身体”：[99]一个身体代表王权，另一个身体是国王本身的肉体，作为王权的承载。王权源自于上帝，它抽象不可见，因而“王权不死”(Corona non moritur)。[100]
1202年，英国的约翰王宣称“英吉利王国等同于帝国”(regnum Anglicanum quasi imperio adaequetur)，[101]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也支持这一主张，他认为英国国王不再拥有“上级”，国王不仅是“上帝的代理人”，也适用涉及皇帝的罗马法。[102]不仅如此，麦基文认为，布拉克顿区分了“政府”(gubernaculum)与“管辖权”(iurisdictio)，对布拉克顿而言，国王不再仅仅是个管理者，同时也拥有管理所需要的权力的集合。[103]因此，布拉克顿也被认为是最早提出领土主权学说，尤其是英国的领土主权的法学家。[104]
巴特鲁斯(Bartolus)延续了王国独立的逻辑，提出“不承认统治者的城市是自己的统治者”，并且认为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民是自由的，可以创立自己的法律，[105]城市人民拥有类似皇帝在帝国中的管辖权。因此，在中世纪法学家的法律理论中，城市的独立管辖权主要体现在独立的立法权之上。但吉尔克(Otto von GIerke)认为，这种自治的法律状态在社团法中就能找到，通过法律的授权，一个社团(universitas)能够为自己立法。[106]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独立创立法律的城市并不等同于一个主权独立的城市，在中世纪的法律上，它更接近于经授权的自治社团。巴特鲁斯的老师芝努斯(Cinus de pistoia)坚持认为：“人们立法或者维持习俗需要皇帝授权。”[107]法贝(Johannes Faber)也强调，只有皇帝能够立法，离开皇帝权威，其他人就无立法权。[108]巴特鲁斯在经过系列论证后，给出了“城市是自己的统治者”的三种方式：皇帝授权，法律或者习俗规定或者篡权，显然，巴特鲁斯理解的独立立法权是吉尔克所言的独立的自治的社团，而非真正的主权城市。
(四)人民立法者(legislator humanus)——中世纪人民主权话语
乌尔曼依据主权的渊源将中世纪主权区分成“自上而下”的主权和“自下而上”的主权，[109]前者源自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教权、皇权和王权，最终源自于上帝；而后者则源自于人民，即所谓的“人民主权”。诚如上文所述，《皇帝法》也可被解释为主权在民的表现，但如阿佐认为的那样，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人民可以立法。
中世纪晚期，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并非是罗马法学家，而是意大利哲学家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Marsilius of Padua)，他在专著《保卫和平》中提出“人民立法者”(legislator humanus)的概念，被视为人民主权理论的中世纪先驱。马西里乌斯是一个彻底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列奥·斯特劳斯震惊于他竟与托马斯·阿奎那同属一个时代的人，[110]因两者表现出来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实属两个极端，其次，马西里乌斯也彻底抛弃了阿奎那的自然主义理念。马西里乌斯赞同亚里士多德所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判断，但有一点，他认为亚氏是不可能触及的，那便是基督教。马西里乌斯认为基督教乃是人类最危险的毒瘤，而他所批判的根本是基督教的论证思维——天启。[111]“论证”(per demostracionem)是马西里乌斯理论术语中的关键，他承袭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人类社会的事务须依靠理性论证而非启示，包括人类社会的建构和立法。因此，《保卫和平》并不是一本专门且系统的宪法著作或者人民主权理论著作，而是为对抗教会权力的扩***跋扈所撰写的世俗政治著作。
托马斯·阿奎那和巴黎的约翰都认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自然法(ius naturale)和万民法(ius gentium)，而马西里乌斯则是脱离了约翰和阿奎那的中世纪传统，认为法律的强制力并不是来自于某种先验的上位法，如自然法，而是来自人民的意志。[112]马西里乌斯甚至打破了奥古斯丁以来的“不正义的法非法”的理念，[113]认为法律的形式具有强制力，[114]因此有学者认为马西里乌斯的法律理念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115]由此，马西里乌斯提出了他的“人民立法者”概念，他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人民作为集合体可以创立法律。[116]政治实体的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传达，而是“自下而上”的赋予，即主权在民。但同时，马西里乌斯不认为每个人都属于“人民立法者”这个集合体，而是人民中的“主要部分”(pars valencior)。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某类人并不享有市民权，比如幼童、奴隶、外国人和女人。[117]因此霍夫曼认为，马西里乌斯的学说与近代的“人民主权”理论仍有距离，其中之一便是缺乏主体的平等性。[118]
那么，如何理解市民中的“主要部分”作为“人民立法者”呢？马西里乌斯认为它不仅是“数量上的”主要多数，同时也是“质量上的”(considerata quantitate personarum et qualitate)。有学者认为马西里乌斯的这种理念完全是贵族式的，甚至曾直接暗示他所指的就是贵族精英；[119]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贵族式的精英到最后会将立法权浓缩在“最精英的”皇帝手中，[120]但这种观点忽略了马西里乌斯曾明确表示的观点，即“人民立法者”不能是个人，而必须是市民集合体。依我的观点，马西里乌斯的“人民立法者”学说诞生于他所处时代的政制环境，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政治制度设置，如他自己的故乡帕多瓦。[121]
实际上，马西里乌斯与同时代的巴特鲁斯(Bartolus)在表达“人民主权”的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巴特鲁斯依旧使用着古老的罗马法术语，而马西里乌斯则史无前例地发明了新的概念，倘若用罗马法术语来表达，“人民立法者”即“人民拥有管辖权”(populo habet iurisdictionem)。[122]只是马西里乌斯将“人民立法者”普遍化，并不局限于某个政治实体(王国、城市或城堡)，他所思考的是抽象的市民共同体(communitas civilis)；相比之下，巴特鲁斯的“人民拥有管辖权”则有诸多限制，依据政治实体的大小不同，人民所享有的管辖权也就有所不同。
四、结论
现代主权理论诞生于博丹，后经霍布斯的“代表人”理论和议会制度的发展，直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才逐步完善，而人民主权的主体平等更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实现。与此同时，不同于早期主权理论对“主权”的至高性和永恒性的强调，以及对其与治权的区分和立法权的关注，当今的主权理论则更关注主权的不可分割性。
中世纪是否拥有主权及主权理论，并不是一个实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符号与语义交错的问题。博丹在他的《共和国六书》法文版中摒弃了其拉丁文版本中所使用的古老的拉丁文“summum imperium”，而重新采用法语词“souveraineté”来描述和定义他自认为极具原创性的“主权”概念，这种行为实则意味深远。首先，博丹做出了与过去法学家们所使用的话语进行切割的姿态，赋予一个词汇以新的语义，用来表达他的理念；其次，重新的命名与定义避开了“统治权”这个古老的罗马法概念在延续千年的话语体系中的盘根错节，以适应博丹时代的政治现实；再次，符号的转换让博丹的理论在形式上具备了原创性，使得他的“主权”概念摆脱了同时代人文主义法学家的话语束缚，尔后的蔚然成风也便成为可能。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的导论中对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做了绝佳的概括，在第九条中他说道：“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这种司法管辖权和法律体系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变为必要和变得可能。”[123]伯尔曼在分析西方法律的中世纪传统时，将“管辖权之争”理解为不同法律体系(order)之争实乃一种“技术性”考量，他并未意识到中世纪法学家们(包括罗马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对“管辖权”话语的催生所做的诸多贡献，以至于到中世纪晚期，“管辖权”便是政治权力的同义词，乃至是主权的同义词。
依据博丹的主权理论，主权至高无上，抽象且永恒不死。教皇、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在“全权管辖权”(plenitudo-iurisdictio)的框架下，认为教皇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从上帝处接管统治精神和世俗的双剑，不啻为教会主权的体现；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法学家们在“皇帝法-管辖权”(lex regiagiurisdictio)的框架下，认为帝国/皇帝的权力源自于罗马人民的授予，一方认为这种授予不可撤销，那么“人民的主权”即永恒；一方认为这种授予可撤销，人民可重新收回立法权并再次授予，即人民主权至高无上；国王在教会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帮助下，积极推动了“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即皇帝”的法学理念，教会法学家们将国王的管辖权从皇帝的管辖权中独立出去，并且认为前者在实质上等同于后者；哲学家们认为王权是一种虚构的身体，抽象、不可见且永恒，而被选举出来的国王仅仅是主权的肉身，“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也不啻为一种国王主权理论。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提出了“人民立法者”的概念，并在“人民立法-管辖权”(legislator humanus-iurisdictio)的框架下，认为市民共同体中的“主要部分”具有立法权，这种独立的立法权便是人民拥有充分管辖权的体现。
综上所述，博丹的主权理论诞生前，中世纪“主权”话语主要处在一种“关系”型建构之中，或者说，它源自于对某种权力关系的崩塌和重建，皇权对教权、王权对皇权在管辖权上的挣脱，都是主权脉动的体现，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论则是对由等级制度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中世纪主流主权话语的颠覆，所有这些脉动、颠覆、崩塌都导致博丹的主权理论在宗教战争中伴随着另一个概念——国家，而最终诞生。
【注释】
[1]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Collected W ritings of Rousseau, Vol.9，Letter to Beaumont, Letters W ritten from the Mountain, and Related W ritings, Dartmouth College, 2001，p.257.
[2]Jean Bodin,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1610，p.143“. quod si demus Aristotele noluisse summu imperium, sed Reipubli.Administratione significare. Illud quoq; facendu erit. Nusquam imperium summu ab eo defini.”
[3]Ibid: “quae Latini iussa, & imperia vocant, κυρ? ιονπολιτ? ευμα significare: multo minus decreta vel executiones, in quibus iurisdictioconsistit.”图克将这三者翻译成“deliberation”，“choose magistrates”和“the last jurisdiction”，参见Richard Tuck, The Sleeping Sovereign.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13.
[4]Jean Bodin, Lex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 1577，p.125.
[5]Ibid, p.281：“ains seulement quia la souveraineté, & toute puissance d’instituer, ou destituer les officiers, & donnet loy à chacun.”
[6]Ibid, p.282：“Et au cotrarire, si la pluspart des ciroyens tient la souveraineté, & le people done les offices honorable, loyers&benefices aux nobles seulement, come il se sist en Rome, iusques à la loy Cnuleia, i[l estat sera populaire, gouverné aristocratiquement.”
[7]Ibid, p.125-126.
[8]Ibid, p.231：“Or Principauté n’est autre chose, que l’estat populaire ou aristocratique, quia un chef qui commande à tous en particulier, & n’est que premier en nom collectif. Car le mot de Princeps, ne signifier autre chose que le premier, parlant proprement.”
[9]Richard Tuck, The Sleeping Sovereign.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12.
[10]Jean Bodin, De Republica libri sex, p.187：“nam qui plus in Republica potest, cundem summum Imperium habere statuunt.”
[11]参见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t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ibid, “Jean Bodin and the end of medieval constitutionalism”，in Verhandl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Bodin Tagung in M ünchen, Horst Denzer ed.，C. H. Beck, 1973，pp.167-186；ibid, “Sovereignty and the mixed constitution: Bodin and his Critic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J. H.Burns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8-328.
[12]参见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t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 vii.
[13]Marcel David, La souveraineté et les limites juridiques du pouvoir monarchique du IX au XV siècle, Paris, 1954，pp.13-20.
[14]Kenneth Pennington, The Prince and the Law, Berkeley, 1993，p.8.
[15]John Brown, The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of Jean Bodin: A Critical Study,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W ashinton, p.5.
[16]Ibid, p.7-8；关于博丹时期的法学和历史方法，参见Marie-Dominique Couzinet, Histoire et M éthode a la Renaissance: Une Lecture de la Methodus de Jean Bodin, J. Vrin, Paris, 1996.
[17]John Richardson, “The Meaning of imperium in the Last Century BC and the First AD”，in, The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Nations, Benedict Kingsbury and Benjamin Staumann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21-29.
[18]Accursius, Glossa Ordinaria, D. I.4. I; Placentinus, on C.8.52.2.
[19]关于人文法学的诞生，参见Donald R. Kelly,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ibid, “Civil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Jurisprudence Italian Sytle”，in HIstorical Journal, vol.22，1979，pp.777-794；Domenico Maffei, Gli inizi dell’umanesimo giuridico, Milano, 1964.
[20]Odofredus, Matura diligentissimeque repetita interpretation in undecim primos Pandectatum libros, De iuristidctione omnium iudicum, 9，Lyons, 1550；参见Myron Piper Gilmore, Argument from the Roman Law inthe Political Thought 1200-16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p.18.
[21]Pietro Costa, Iurisdictio: Semantica del potere politico nella repubblica medievale(1100-1433)，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69.
[22]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1150-16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30.
[23]Ulpiano, D.2，I. I; 参见[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
[24][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在罗马政制中，描述行政官权力的词语其实是“最大统治权”，而非“纯粹统治权”，关于“最大统治权”，参见Victor Ehrenberg, “Imperium Maius in the Roman Republic”，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72，No.2，1953，pp.113-136；Hugh Last, “Imperium Maius: A note”，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37，1947，pp.157-164；E. S. Staveley, “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in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ichte, vol.12，1963，pp.458-484.
[25]Ulpiano, D.2. I.3.
[26]Francesco Calasso, Jurisdictio nel diritto comune classico, in Annali di storia del diritto, vol.9，1965，p.425.
[27]Irnerius, glossa to Dig. Vet.，de iurisdictione: “Iurisdictio est potestas cum necessitate iuris scilicet reddendi equitatisque statuende.”引自Besta, l’opera d’Irnerio, vol. II, Torino, 1896，p.20.
[28]Rogerius, Summa Codicis, de iurisdictione, omnium iiudicum, 2：“Iurisdictio est munus iniunctum publica auctoritate, cum necessitate dicendi, tuendi iuris vel statuende equitatis.”
[29]关于阿佐的生平和他对主权理论的建构，参见Friedrich C. Von Savigny, Geschichte des R?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vol.5，Heidelberg, pp.1-44；John W . Perrin, “Azo, Roman Law and Sovereign European States”，in Post scripata, 1972，pp.87-101.
[30]Azo, Summa Azonis, C.3.13，2；参见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1150-16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31；Daniel Lee,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8；[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31]Daniel Lee,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9.
[32][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33][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34]Dieter W yduckel, Untersuchungen zu den Grundlagen der frühmodernen Rechts- und Staatslehre, phd Dissertation, 1977，p.100.
[35]Barstools de Saxoferrato, In primam Dig. Vet.，II, 1.1，3，Venetiis, 1596，vol. I, p.45：“iurisdictio est potestas de iure public introducta cum necessitate iuris dicendi et aequitatis statuendae tanquam a persona publica.”引自Francesco Calasso, Jurisdictio nel diritto comune classico, in Annali di storia del diritto, vol.9，1965，p.432.
[36]Bartolus de Saxoferrato, In primam Digesti Veteris partem, Venetiis, 1585，Omnes populi, de iustitia et iure: “quando populus habet omnem iurisdictionem potest facere statutum non expectata superioris authoritate.”
[37]Rufin, Summa decretorum, c. I, Dist. XXIII，参见Die Summa Decretorum des Magister Rufinus, H. Singer, ed.，Paderborn, 1902，p.52；étienne de Tournai, Summa, c.19，C. XVI, q, I，参见Die Summa des Stephanus Tornacensis ü ber das Decretum Gratiani, F. Schulte ed.， Giessen, 1891，p.222.
[38]Siccard de Crémone, Summa in Decretum gratiani: “? hec autem auctoritas consistitin tribus, in iudiciis, in preceptis, in sacramentis?”教会法对于“iurisdictio“的研究主要参见Martinien van de Kerckhove, La notion de Juridiction dans la Doctrine, Assisi/Perugia, 1937.
[39]教会法中的社团法人研究，详见Pierre Gillet, La personnalité juridique en droit ecclésiastique, Malines, 1927.
[40]Innocenzo IV, In Quinque libros Decretalium, Venetiis, 1578，Cum accessissent, De constitutionibus: “Universitas autem, quae habent iurisdictionem, possunt facere statuta super omnibus quae ad iurisdictionem pertinent.”引自Pietro Costa, Iurisdictio: Semantica del potere politico nella repubblica medievale(1100-1433)，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69，p.153.
[41]参见W alter 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1，pp.19-26.
[42]Publisistische Sammlungen zum acacianischen Schisma, E. Schwartz ed.，No.10，M ünchen, 1934；关于主教权威和皇权两分，参见W ilhelm Ensslin, “Auctoritas und Potestas”，in Historisches Jahrbuch, hrsg. von Johannes Sp?rl, 75，1955，pp.661-668.
[43]参见Erich Caspa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2. vols.，Tübingen, 1930-1933，尤其是vol. II, pp.63-73，753-758；W alter Ullmann,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0，pp.14-28，p.462，p.478；Giuseppe Martini, “Alcune considerazioni sulla dottrina gelasiana”，in Bullettino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vol.75，1963，p.7-21.
[44]Leo I: “Vices enim nostras ita tuae credidimus caritati, ut in partem sis vocatus sollicitudinis, non in plenitudinem potestatis.”引自Dieter W yduckel, Untersuchungen zu den Grundlagen der frühmodernen Rechts- und Staatslehre, phd Dissertation, 1977，p.136；参见W alter Ullmann, “Leo I and the Theme of Papal Primacy”，in Journal of Theologocal Studies, vol.11，1960，pp.25-51，乌尔曼认为列奥一世追随圣经和圣保罗的传统。
[45]Dictatus Papae, 3.
[46]Dictatus Papae, 12.
[47]Dictatus Papae, 7，18.
[48]Gabriel le bras, “Canon law”，in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ed.，Oxford, 1926，pp.333-334.
[49][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关于格里高利七世改革和《教皇训令》参见L’abbé O. Delarc, Saint Grégoire VII et la réforme de l’église au xi siécle, 3 vols. Paris, 1889；Hubert Mordek, “Proprie auctoritates apostolice sedis: Ein zweiter Dictatus papae Gregors VII.?”，in 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schung des Mittelalters, 28，1972，pp.105-132；A. Fliche, Grégoire VII à Canossa a-t-il réintégré Henri IV dans sa fonction royale, in Studi Gregoriani I, 1947，p.373-386；H.-X. Arquillière, Saint Grégoire VII.Essai sur sa conception du pouvoir pontifical, Paris, 1934.
[50]参见Johannes Fiebach, Die augustinischen Anschauungen PapstInnocenz’ III. als Grundlage für die Beurteilung seiner Stellung zum deutschen Thronstreit, phd Dissertation, Neisse, 1914.
[51]关于英诺森三世Per Venerabilem的研究，主要参见W ilhelm Molitor, Die Dekretale Per venerabilem von Innocenz III und ihre Stellung im offentlichen Recht der Kirche, M ünster, 1876；Brian Tierney, “‘Tria quippe distinguit iudicia?’A note on Innocent III’s decretal Per Venerabilem”，in Speculum, vol.37，no.1，1962，pp.48-59；Deirdre Courtney-Batson, “Per venerabilem: From pratical necessity to judicial supremacy”，in Pope Innocent III and his W orld, John C. Moore ed.，Ashgate, 1999，pp.287-303；Kenneth Pennington, “Pope Innocent III’s views on church and state: a gloss to‘Per venerabilem’”，in Law, Church and Society, Kenneth Pennington and Robert Somerville ed.， Philadelphia, 1977，pp.49-67.
[52]Decretales, I, 6，34：“Verum illis principibus ius et potestatem eligendi regem, in imperatorem postmodum promuovendum, recognoscimus, ut debemus, ad quos de iure ac antiqua consuetudine noscitur pertinere; praesertim quum ad eos ius et potestas huiusmodi ab apostolica sede pervenerit, quae Romanum Imperium in personam magnifici Caroli a Graecis transtulit in Germanos.”
[53]Ibid: “Sed et principes recognoscere debent, et utique recognoscunt, sicut iidem in nostra recognovere praesentia, quod ius et auctoriats examinandi personam electam in regem et promovendam ad Imperium ad nos spectat, qui eum inungimus, consecramus et coronamus.”
[54]Liber Extra, 1，8，4：“Sane solus Romanus Pontifex? assumptus est in plenitudinem ecclesiasticae potestatis?”；参见Hans-Joachim Schmidt, “The papal and imperial concept of plenitude potestatis: The influence of Pope Innocent III on Emperor Frederick II”，in Pope Innocent III and his W orld, John C. Moore ed.，Ashgate, 1999，pp.305-314.
[55]Alano Angelo, D.54，c.10：“vel ex plenitudine potestatis etiam de temporalibus rebus laicorum potest et disponere et statuta facere”，引自A. M. Stickler, ”Alanus Anglicus als Verteidiger des monarchischen Papstums”，in Salesianum, 21，1959，p.354.
[56]Ostiense, Summa Aurea, Venetiis, 1574，de authoritate et usu pallii: “? potest dici Papa uti plenitudine officii, quando secundum iura ius reddit, quando vero trascendit iura, tunc utitur plenitudine potestatis.”引自J. A. W att, The Theory of Papal Monarch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65，p.107；ibid, “The Use of the Term‘Plenitudo potestatis’by Hostiensis”，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dieval canon law, città del vaticano, 1965，p.161.
[57]Alvaro Pelagio, De Planctu Ecclesiae, Venetiis, 1560，L. I, c.60：“Sciendum est quod potentia summi pontificis et christi vicarii plena dicitur. Primo quia ab hac potentia nullus? excipitur? Secundo quia omnis potestas ad gubernationem fidelium a deo ordinata et hominibus data, sive spiritualis sive temporalis, in hac potestate comprehenditur? Tertio quia omnis potestas in ecclesia ab hac potestatederivatur? Quarto quia a nulla potestate humana exceditur? Quinto quia a nulla alia potestatepuri hominis limitatur aut ordinatur at iudicatur?”.
[58]Matt. xvi.18-19.
[59]Sermo III in Consecratione Pontificis, PL 217665：“nam ceteri vocati sunt in partem sollicitudinis, solus autem Petrus assumptus est in plenitudinem potestatis.”引自Gerhart B. Ladner, “The Concepts of‘ ecclesia’ and‘ christianita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Idea of Papal‘ plenitudo Potestatis’from Gregory VII to Boniface VIII”，in Image and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 vol. II, 1983，Roma, p.507.
[60]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Picador, New York, p.66.
[61]参见Robert L. Benson, “Political Renovatio: Two Models from Roman Antiquity”，in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cura di Robert L. Benson, Giles Constable e Carol D. Lanham,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91，pp.339-386.
[62]参见W erner Goez, Translatio Imperii, J. C. B. Mohr, Tübingen, 1958.
[63]参见H. Koeppler, “Frederick Barbarossa and the Schools of Bologna”，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54，no.216，1939，pp.577-607.
[64]W alter Ullmann, Medieval Foundations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Paul Elek, 1977，p.38.
[65]Joseph Canning, 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00-1450，Routledge, 1996，pp.101-102.
[66]Karl Jordan, “Der Kaisergedanke in Ravenna zur Zeit Heinrichs IV: Ein Beitrag zur Dorfgeschichte der staufischen Reichsidee”，in Deutsche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1938，p.96.
[67]Ibid, p.97.
[68]Baronius(Cesare Baronio)，Annales ecclesiastici, 18.422：“necesse est Romanist e legibus coaptari.”
[69]Jaffé, Bibl.1.542 no.404：“Imperatorem non silvestrem set legume peritum debere esse, set etiam legibus oportet esse armatam. ut utrumque tempus, et bellorum et pacis. Recte possit gubernati. Idem etiam, unde princeps Romanus imperare et leges condere habeat, paulo post ostendit: ‘Set et 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at vigorem, et quare, subinfert, cum populus ei et in eum omne suum imperium et potestatem concessit.”
[70]参见Alan W atson, “Roman Private Law and the Leges Regiae”，in Legal Origins and Legal Change, Hambledon press, London, 1991； Benjamin Straumann, “The Roman Republic as a constitutional order from the Principate to the Renaissance”，in Republics and the Classical Past 1500-1800.
[71]Charles Howard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p.57.
[72]参见Carrie E. Bene?, “Cola di Rienzo and the Lex Regia”，in Viator, vol.30，pp.231-252；Tilman Struve, “Cola di Rienzo: Ein Traum von der Erneuerung Roms und die antike lex regia”，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Mittelalter,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pp.204-229.
[73]参见Irnerius, Irnerio, Glossa in Digestum vetus, I, 3，32：“Loquitur haec lex secundum sua tempora, quibus populus habebat potestatem condenti leges, ideo tacito consensu omnium per consuetudinem abrogabantur. Sed, quia hodie potestas translata est in imperatorem, nihil faceret desuetudo populi.”引自Enrico Besta, L’opera d’irnerio, Arnaldo forni Editore, 1896，p.67；Francesco Calasso, I glossatori e la teoria della sovranità,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57，p.90；Piacentino认为皇帝是唯一的立法者，人民已经被剥夺立法的权力，Piacentino, Summa Institutionum, I, 2：“Ius autem nostrum, aliud scriptum, aliud non scriptum: non scriptum dicitur, quod moribus continetur, moribus inquam Romane introductis et longaevis, id est memoriam excedentibus: sed ius tamen istud iura scripta non abrogat ut Cod.，De long. Consuet(. Cod.， VIII, 52，2). Nam populus in principem transferendo communem potestatem, nullam sibi reservavit.”；同时参见Ruggero, Summa Codicis, I, 12：“Ideo primum posuit de legibus quam constitutionibus, quia primum conditae fuerunt leges a populo quam ab imperatore, cum dictum sit quod populus transtulit ei et in eum potestatem omnem: sic ergo inspexit ad originem potius quam ad dignitatem? In condendis legibus inspicitur qua de causa sint condende, qua in re sint condende, et qualiter sint condende, in qua vi et potestate sint condende. Causa: veluti si novum negotium emergat, quod non sit lege decisum; quam olim populus habuit potestatem vel cui populus concedebat, nunc solus imperator, vel cui imperator concedit.”
[74]Gl. concessit, INST. I, 2 de iure natur. gent. et. civ: “sed alii dicunt quod et adhuc potest populus facere leges, et quod dicitur solum principem posse, verum est, idest nullus alius solus, secumdum Azonem.”引自Francesco Calasso, I glossatori e la teoria della sovranità,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57，p.90；Azo, Summa Codicis, I, 14.8，rub. De leg. et const. princ: “A populo autem Romano forte et hodie potest condi lex, ut ex praedicta definitione legis patet, licet dicatur potestas translata in principem, ut infra. De vet. Iu. enuc.，I. I, Hoc etiam(Cod.，I, 17，7). Dicitur enim translata, id est concessa, non quod populus omnino a se abdicaverit eam, sic et ponitur ff. De offi. Eius cui manda. Est iurisdict.， I. I, Qui mandatam(Dig.，I, 21，I). Nam et olim transtulerat, sed tamen postea revocavit, ut dicitur, ff. De ori. Iuris, 1. II Exactis, et Quid ad magistratus, et cum placuisse(t Dig.，I, 2，2-3，14，24).”
[75]Quentin Skinner, “The Rediscovery of Republican Values”，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2，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2，p.14.
[76]Azo, Lectura 44，C. I.14，12.
[77]参见Mario Cavalieri, “Di alcuni fondamentali concetti politici contenuti nella Glossa d’Accursio”，in Archivo Giuridico, vol.84，1910， pp.141-168.
[78]Pillius, Summa de ordine iudiciorum, P.2，13：“Iurisdictio alia est plena, ut in principe humano, quoniam populus Romanus omne suum imperium et potestatem ei et in eum contulit.”
[79]PIacentino, Summa Insitutionum, Lugduni, 1536，De iure naturali: “Nam populous in principem trasferendo commune potestatem nullam sibi reservavit, ergo potestatem leges scriptas condendi, interpretandi et abrogandi.”
[80]Francesco Calasso, Medio evo del diritto, I-le fonti,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54，p.419.
[81]Accursius, Glossa, ad Inst. Proem. V. maiestatem.
[82]Ibid, 1.2 D. de iust. et de iur. I, 1.
[83]参见Francesco Calasso, I glossatori e la teoria della sovranità,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1957，pp.13-37；ibid, “Origini italiane della formola‘rex in regno suo est imperator’”，in 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Roma, 1930，pp.213-259；Francesco Ercole, “L’origine francese di una nota formola bartoliana”，in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73，1915，pp.241-294.
[84]参见Sergio Mochi Onory, Fonti canonistiche dell’idea moderna dello stato, Milano, 1951；Brian Tierny, “Some recent works on 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edieval canonists”，in Traditio, vol.10，1954，p.612-619.
[85]亨利七世与那不勒斯罗伯特国王之间的管辖权之争，参见W . Israel, K?nig Robert von Neapel und Kaiser Heinrich VII.：Die Ereignisse bis zur Kr?nung in Rom, Berlin, 1930：W illiam M. Bowsky, Henry VII in Italy: The Conflict of Empire and City-State, 1310-1313，Lincoln, 1960：Kenneth Pennington, The Prince and the Law, 1200-1600：sovereignty and rights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165-201.
[86]W alter Ullman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eval Idea of Sovereignty”，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64，No.250，1949，pp.18-19.
[87]Ibid, p.22：“Curan(t sc. reges) de utilitate regni propter filios, qui sunt reges sicut et ipsi? imperatores autem non sic, quia electione, non successione.
[88]Usus Feudorum, Quae sunt regalia, rubric, no.64：“Non currant Theutonici electi ad imperium de iurisdictione Italiae, ut videmus diebus nostris, curaverunt de Alemannia; curare debent non minus de Italia.”
[89]W alter Ullman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eval Idea of Sovereignty”，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64，No.250，1949，p.23.
[90]Oldradus de Ponte, Consilia seu response et quaestiones aureae, Francoruti ad Moenum, 1576，p.31；参见Eduard W ill, Die Gutachten des Oldradus de Ponte zum Proze? Heinrichs VII. gegen Robert von Neapel, Berlin und Leipzig, 1917；Chiara Valsecchi, Oldrado da Ponte e i suoi consilia, Milano, 2000，p.706-707.
[91]Jean Bodin, Lex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 I, 4：“? Mais il y a un Docteur Espagnol qui dit que le Roy de France ne recognoist ny de fait ny de droit prince du monde: comme aussi fait Oldrad, le premier de son age?”
[92]Carl Mirbt,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pasttums und des r?mischen Katholizismus, 1924，J. C. B. Mohr, p.183：“rex Franciae superiorem in temporalibus minime recognoscat“.
[93]Gloss. ordinar. Ad Libr. Feud.2，53(de pace tenenda). Gl‘. imperio’：“Sed numquid tene(t scil. lex) francigenas et alios ultramontanos, qui e(i scil. imperio) non sunt subditi?? Sed dicas, quod eos similiter tenet, quoniam, licet ei non sint sacramento subditi, sunt tamen ratione imperii Romani, sub quo esse debent.”参见Fritz Schulz, “Bracton on Kingship”，in EHR 60，1945，p.150.
[94]Pfeffinger, Corpus iuris public, 1754 p.377：“Nec insurgat superbia Gallicorum, quae dicat, quod non recognoscit superiorem; mentiuntur, quia de iure sunt et esse debent sub rege Romanorum et imperatore.”
[95]Alanus: “Et quod dictum est de imperatore, dictum habeatur de quolibet rege vel principe, qui nulli subset. Unusquisque enim tantum juris habet in regno suo, quantum imperator in imperio? divisio enim regnorum de iure gentim introducta a papa approbatur, licet antiquo jure gentium imperator unus in orbe esse deberet.”引自J. F. Schulte, “Die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Compilationes Antiquae”，in Sitzungsberichte d. kaiserl. Akademie, vol.66，1870，p.89-90.
[96]Rosarium seu in Decretorum Volumen Commentaria, Venetiis, 1577，23，8：“Unde omnes homines, qui suntin regno Franciae, sunt sub potestate et principatu regis Franciae et in eis habetimperium generalis jurisdictionis et potestatis.”
[97]Rosarium seu in Decretorum Volumen Commentaria, Venetiis, 1577，12.2.8，n.7：“Quaelibet regio potest sibi imponere legem, et ita Francigenae et Hispani non obligantur Romanis legibus.”
[98]John of Paris, Tractatus de potestate regia et papali, cap.10，Fritz Bleienstein ed.，Ernst Klett Verlag, Stuttgart, 1969，p.113：“Ergo potestas regia nec secundum se nec quantum ad executionem est a papa, sed est a Deo et a populo regem eligente in persona vel in domo, sucut ante.”
[99]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00]Ibid, p.337.
[101]MGH, Legum Sect. iv. Const. ii, 1896，no.25，pp.29f: “Cum et praeterea in huius confoederationis connexione regnum Anglicanum quasi imperio adaequetur et ecclesia Anglicana a Romanae seciis patrociniis affectuosius confoveri mereatur.”
[102]“Sicut dominus papa in spiritualibus super omnes ordinariam habet iurisdictionem, ita habet rex in regno suo ordinariam in temporalibus et pares non habet neque superiores.”参见Fritz Schulz, “Bracton on Kingship”，in EHR 60，1945，p.151.
[103]Charles Howard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p.77；Brian Tierney并不赞成麦基文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布拉克顿没有明确区分“政府”和“管辖权”，参见Brian Tierney, “Bracton on Government”，in Speculum, vol.38， no.2，1936，p.207-208.
[104]参见J. R. Strayer, “The laicization of French and English Societ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Speculum, 15，1940，p.82 ff.
[105]Bartolus def Saxoferrato, ad Dig. Vet.，IV, 4，3：“? Civitases? quae Principem non recognoscunt in dominum et sic earum populous liber est? possent hoc forte statuere: quia ipsam et civitas sibi princeps est?”；ad Dig. Nov.，XLII, 6，2：“? et dicunt quod est populous nemini subditus: ideo hic populous est princeps in hac civitate?”参见Francesco Ercole, Da Bartolo all’Althusio, Firenze, 1932，p.158.
[106]Otto von Gierke,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 Vol III, Berlin, 1881，p.385.
[107]Cinus of Pistoia, D.1，3，14.
[108]Johannes Faber, Breviarium in codicem: “solus princeps legem condere potest, nulli alii sine principis autoritate, unde illi, qui condunt potestate eis data per legem, condunt eius autoritate.”
[109]参见W alter 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1，pp.19-26.
[110]Leo Strauss, “Marsilius of Padua”，in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 cura di Leo Strauss e Joseph Cropsey, Chicago, 1972，p.276.
[111]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I, I, 3：“Cuius quidem etsi cause primitive sint plures et coniuncte non pauce, quas solitis modis evenire possibiles, philosophorum eximius in civili sciencia omnes fere descripsit, est tamen extra illas una quedam singualris et occulta valde, qua Romanum imperium dudum laboravit laboratque continuo, vehementer contagiosa, nil minus et prona serpere in reliquas omnes civilitates et regna, ipso rumque iam plurima sui aviditate temptavit invadere.”；I, XIX, 3：“Est tamen intranquillitatis seu discordie civitatum seu regnorum insolita causa quedam, occasionaliter sumpta propter effectum a divina causa prodctum preter solitam omnes eius accionem in rebus, quem, ut in dictis prohemialiter tetigisse meminimus, nec Aristoteles aut philosophancium alter sui temporis vel prioris conspicere potuit.”
[112]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I.XII.3.
[113]Saint Augutine, De libero arbitrio, I. v: “non videtur esse lex quae justa non fuerit.”；Thomas Aquinas, Somma Theologiae, vol.12，questione.96，4，Resp: “Injustae autem sunt leges dupliciter. Uno modo, per contrarietatem ad bonum humanum, e contrario praedictis: vel ex fine, sicut cum aliquis praesidens leges imponit onerosas subditis non pertinentes ad utilitatem communem, sed magis ad propriam cupiditatem vel gloriam; vel tiam ex forma, puta cum inaequaliter onera multitudine dispensantur, etiam si ordinentur ad bonum commune. Et hujusmodi magis sunt violentiae quam leges? Unde tales leges non obligant in foro conscientiae.”；Ockham, Dialogus, I. VI. C: “quaccumque lex civilis repugnat legi divinae vel rationi apertae, non est lex.”；菲尼斯甚至强调了自然法的希腊传统，John Finnis, Natural law &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363-368.
[114]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I.X.5；参见Alan Gewirth, Marsilius of Padua, the defender of peace, vol. I, Marsilius of Padua an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1，p.134；Heiner Bielefeldt, “Von der p?pstlichen Universalherrschaft zur autonomen Bürgerrepublik”，i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onistische Abteilung, vol.73，Hermann B?hlaus Nachf.1987，p.118.
[115]Ewart Lewis, “The‘positivism’of Marsiglio of Padua”，in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aeval studies, vol.38，n.4，1963，pp.541-582.
[116]Marsilius of Padua, Defensor Pacis, I.XII.3：“legislatorem seu causam legis effectivam primam et propriam esse populum seu civium universitatem aut eius valenciorem partem, per suam eleccionem seu voluntatem in generali civium congregacione per sermonem expressam precipientem seu determinantem aliquid fieri vel omitti circa civiles actus humanos sub pena vel supplicio temporali: valenciorem inquam partem, considerata quantitate personarum et qualitate in communitate illa super quam lex fertur, sive id fecerit universitas perdicta civium aut eius par valencior per seipsam immediate, sive id alicui vel aliquibus commiserit faciendum, qui legislator simpliciter non sunt necesse possunt, sed solum ad aliquid et quandoque, ac secundum primi legislatorisauctoritatem.”
[117]Aristotle, Politica, III.1，3，13.
[118]Hasso Hofmann, Rappresentanza-Rappresentazione, parole e concetto dalla’antichità all’ottocento, guiffrè editore, Milano, 2007，p.236.
[119]Conal Condren, “Marsiliu of Padua’s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A Survey of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Defensor Pacis”，in Political Theory, vol.5，no.2，1977，p.212.
[120]Jeannine Quillet,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Marsile de Padoue,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 1970，p.94.
[121]关于马西里乌斯生活时代帕多瓦城的政制，参见John Kenneth Hyde, Padua in the Age of Dante. A social History of an Italian City Stat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6；M. A. Zorzi, L’ordimento comunale padovano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XIII, Venezia, 1931；Gregorio Piaia, “The shadow of Anteno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fensor paci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ity of Padua”，in Politische Reflexion in der W elt des sp?ten Mittelalters.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ge of Scholasticism. Essays in Honour of Jürgen Miethke, a cura di Martin Kaufhold, Brill, 2004，pp.193-207；另参见Felice Battaglia, “Modernità di Marsilio da Padova”，in Studi Senesi, 1954-1955，pp.285-289.
[122]Bartolus de Saxoferrato, In primam Digesti Veteris Partem, Venetiis, 1585，ad l. Omnes populi, ff. De iuristia et iure: “Aut quaeris de populo qui nullam habet iurisdictionem, ut sunt villae et castra qui simpliter subiacent alicui civitate vel domino aut de populo qui habet omnem iurisdictionem concessam a principe vel praescriptam aut quaeris de populo qui habet iurisdictionem limitatam ut in civilibus tantum, ut in criminalibus levibus causis, ut sunt multa castra in marchia.”
[123][美]哈罗德· 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