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身损害赔偿（danno alla persona）的发展历史：在历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人身损害赔偿的发展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特点：即损害赔偿逐渐“生物化/医学化”，尤其是“生物性损害”，经过漫长的进化已经达到了发展的极限，2008年11月11日的判决标志着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发展的低谷期。

    二、生物性损害赔偿（danno biologico）的规则从直观上丰富了近年来的法律规范，早在70年代，“生物性损害”就已经以革命性的方式从泛财产化的、缺乏感情色彩的法典体系中解脱出来；通过法律移植的手段，法典第2059条的内容解释逐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2000年和2001年有关法律的出台（以及更早之前1994年宪法法院的判决）更是意味着一个决定性转折的出现，这些法律和判决广泛的承认了“对社会关系的损害赔偿”（danno relazionale），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该损害仍被缚束在“医学上可鉴定的损害” （lesione medicalmente accertabile）这件“紧身外衣”中：事实上，关于“生物性损害”立法上一直存在着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在工伤案件中（第38/2000法令第13条将“生物性损害”解释为：对自然人心理或心理完整性的一种伤害，并且该伤害是可以通过法医来鉴定的），另一种是在道路交通案件中（2001年的相关法令事实上重申了《意大利保险法》第139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

    三、非财产损害中“非财产”的用意：在法律观念进化的过程中，非财产损害中的“非”实际上暗藏着一种概念上的刻意区分，它真实反映了“生物性损害赔偿”概念的在“人身损害赔偿”范畴中的确立过程，一般来说，“生物性损害赔偿”还是建立在“损害尽管属于非财产性质，但法律上仍可给予救济”这种观念之上的。该定义以否定形式体现了概念的鲜明对比（ 就“损害”的存在性、现实性及真实性而言，非物质损害是与物质毁损相对比的），这也为宪法的保护提供了介入的机会，正是如此，对“人”的保护（而不仅仅是对“物”的保护）开始逐渐在损害赔偿的领域占据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也意味着法律家们将不得不接受一项毫无感情的生硬任务：将眼泪和痛苦换算为具体的金钱数额……

（全文请阅读费安玲主编《学说汇纂》第四卷第283页至292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2月出版）

电子版编辑：崔蔓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