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荣*
买卖契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民事契约。它是出卖人一方将财产交给买受人一方所有，而买受人接受此项财产并支付价款的协议。如同今天买卖合同或协议的制作，古代买卖契约的成立，必须遵守官府法令或民间约定俗成之习惯，不仅要注明买卖标的和价格，而且还要为保障交易安全明确各类担保条款。疏理史料记载信息和出土文物资料印证，出现在我国古代买卖契约中较多的担保，主要有以规范出卖方为目的瑕疵担保、追夺担保、恩赦担保，此外，还有以拘束买卖双方为旨意的信用担保。
一、 瑕疵担保
中华民族民风淳朴，在买卖活动中视诚信为美德。刘向《新序》记载：“鲁有沈猶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鲁氏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饮其羊……鲁氏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朝饮其羊是为加重羊的分量；豫贾，乃预先夸大其出售货物的优点。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欺骗买方以获取较高利润。诚信是儒家伦理道德信条，儒学创始人孔子身体力行，作为鲁国最高司法者，对“朝饮其羊”、“豫贾”的欺诈行径当然持谴责和劝止态度，使欲行诈欺者束手。
为维护诚信这一交易原则，在买卖契约中注明瑕疵担保条款是必要的。从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资料看，古代动产买卖契约中一般均有瑕疵担保的约定。根据买卖关系中具体标的物不同，契约中写进的瑕疵担保事项亦有区别。
动产买卖的标的物主要是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品、奴婢、牲畜等。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瑕疵担保，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规格方面。《礼记·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事”；“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为保证产品交易后瑕疵责任的追究，法令规定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必须标明生产者姓名。《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这样的规定在秦朝已得到落实，不仅出土的《秦简》中有相关规定，而且出土的文物上也确有产品生产者的印记或刻文。两汉以降，器物上印刻工匠姓名的做法已成为行业惯例。《唐六典·两京诸市署》规定：“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
既然“物勒工名”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卖方承担怎样的责任，各代法律均有相关具体规定。《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注云：“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疏议曰：“短狭，谓绢疋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各杖六十。”“行滥”系器物不具应有的性质，直接影响器物的使用质量或寿命；“短狭”乃数量上的不足，这些缺陷均能导致正常买卖关系中诚信原则的被破坏，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出卖产品方如因此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
唐律关于产品规格及质量瑕疵方面的规定为此后封建官府所袭用。《元典章·工部》关于缎疋织造规格、标准的规定，最早就是针对民间织造之家订立的。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圣旨：“随路织造缎匹布绢之家，今后选拣堪中丝绵，须要清水夹密，并无药绵，方许货卖。如是成造低歹物货及买卖之家，一体断罪。外據诸人，见有纰漏窄短缎疋布绢，令所在官司取会见数立限发卖限外，发卖者其物没官，仍约量断罪。”《大明律·户律·市廛》“器用布绢不如法”条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清律也明文规定对“不牢固正实”产品的生产者、货卖者予以惩罚。
奴婢、牲畜等“活口”作为商品进入买卖关系，瑕疵责任主要是在一定时间之内视其有无病症。《梁书·明山宾传》载，南北朝时期梁国子监祭酒明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用，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这当为后世买卖牲畜三日听悔法条的来历之一。《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即奴婢、家畜的瑕疵担保，是自承买三日内听悔。
中国古代的市场是封闭式的，它由官府设置和管理。现存史料中，这种封闭式的市制最为典型的在唐朝。依唐《关市令》之规定，凡买卖奴婢、马牛驼骡驴之类，必须在买卖行为后的三天内，在市司的监督下订立“市券”。所谓“市券”，就是盖有市司官印的买卖契约。买卖行为不立“市券”即为坐罪，卖方笞二十，买方笞三十。在此三天之内，如发现所买卖的奴婢及牲畜有“旧病”，买方可以悔约退货。卖方如不同意买方悔约，要被处以笞四十的刑罚。在土鲁番出土的唐代买卖契约文书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民间确实有这样的习惯。如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某买驼契：“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州前庭队正杜……，交用练拾肆匹，于康国兴生胡康乌破延边买取黄敦驼壹头，年十岁。其驼及练，及交想（相）付了……三日不食水草，得还本主。待保未集，且立私契，保人集，别（立）市券。两和立契，获指……验。”契尾是买卖双方和保人的签名。很明显，此契约中卖方的瑕疵责任是如果所卖黄敦驼在成交后三日内“不食水草”，则必须允许买方悔约，即自己将卖驼所得价金“拾肆匹”练退还给买方，相应的是买方将有病症的黄敦驼退“还本主”。
出土的文物资料不仅有牲畜买卖三日听悔的契约，同时还有类似的奴婢买卖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就有一件唐龙朔元年，卖主为张庆住、买主为左憧憙的买奴契残券：“龙硕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高昌县崇化乡人前庭府卫士左憧憙，交用水练陆匹、钱五文，柳中县五道乡蒲昌府卫士张庆住边买奴壹人，字申得，年拾伍……不……奴及练到日交相付。……叁日得悔。……者，壹仰……为信。”此契虽为残件，但足以说明当时奴婢买卖契约和牲畜买卖契约一样有三天的悔约期。等级社会，奴婢视同牛马，属于“贱籍”。为防止卖良为贱，封建官府要求奴婢买卖必须经过官员验明正身后方可进行。其具体程序是由出卖人首先向官府提出申请，由当地的知情人出具保证，然后再经当地官员在市券上加盖官印，买卖才算成立。《唐大诏令集》卷五《帝王改元下·改元天复赦》规定：“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验正身，谓之过贱，及问父母见在处分，明立文券，并关牒太府寺。”敦煌出土文物中也有卖主申请出卖奴婢的牒文实物。
奴婢、牲畜买卖三日听悔的民间习惯为唐以后封建政权所承认。张肯堂在《 辞》中记载明朝时人李国栋，同牙侩谷文明售病骡一头与李铎花，议价五千钱，先交一千，后李铎花审骡有病，则追归文明，并告官司索要价款。有生命的奴婢、家畜作为买卖标的进入市场，其体内有无隐患很难被买方即时识破，预留三天的缓冲观察期，符合当时的“天理人情”。
二、 追夺担保
追夺担保是出卖方对其出卖物所有权方面的保证。其对象比较宽泛，既包括动产买卖标的物，也包括不动产房屋和田宅。如果出卖方所卖之物并非为其所有，而是把盗窃、借来之物进行买卖，标的物极有可能被追夺。即使是出卖方拥有所有权的标的物，但已在出卖前将其抵押，则在成交后，依然存在被追夺的可能性，这样必将为买方带来损失。为体现买卖公平原则，卖方在出卖标的物时，有义务保证该标的物不受追夺。
吐鲁番和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资料中，有多件买卖契约约定了卖方的追夺担保责任。如《北凉承平八年（450年）翟绍远买婢券》：“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二十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壹人，字绍女……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
（原文载于第五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9月●北京。
电子版编辑：杜萌）
* 梁凤荣，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