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Fabio Siebeneichler de Andrade* 著
李泽环** 译
在巴西法律之中，关于私法的协调与统一问题一直以来被视为一个经典的主题和要实现的目标：[1]一方面，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由法典编撰所引发的辩论之中就已存在；另一方面，《巴西联邦宪法》第四条，确立了这样一条巴西联邦共和国的原则，即实现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旨在使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形成统一体，这意味着他们与巴西法律体系之间的联系。[2]
即使可以认为拉丁美洲的一体化进程不符合拉丁美洲国家们的最初需要，[3]也必须指出的是，由南方共同市场发起的一体化进程重申了对于拉丁美洲法律统一与协调这个论点的兴趣，[4]因为这与参与共同市场一体化进程之中的各国政府的共有的政治目标存在着联系。[5]
南方市场共同体成员国打算建立一个共同的内部市场。这意味着将通过一个具有灵活性和相称性的开放式一体化条约。也意味着这些成员国有能力控制一体化进程的进度。[6]在《亚松森条约》第1条所提到的各项目标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协调成员国之间主要部门的立法。[7]因此，这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减少现行成员国之间立法差异的进程。
统一拉丁美洲的法律，即为这些国家制定一部单一的规范性法典，是肯定会遇到困难的，正如这个事实，不是所有的南方市场共同体成员国都在国内的法律体系之中规定了明确的超国家性的法律规范，[8]以及在巴西等国家，存在着限制条约适用的意见，否定这些条约规定可以直接作为国内法律而适用。[9]
尽管在立法的一体化和协调化进程之中存在各种阻碍，考虑到法律在一体化进程之中的重要性，除了那些认为拉丁美洲法律统一化和协调化是合适的情形之外，[10]从便利性前提到共同市场的形成这个角度出发，经过相当的分析，私法的协调，[11]尤其是民法的协调，[12]具有可行性。
除此之外，法典编撰和软法作为研究工具将用于研究法律协调化的合适性。目的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一是强调区域之内的私法的共同特征，这有助于的民法的协调，例如，有助于南方市场成员国之间的民法的协调；二是需要一个可行的机构来推动协调进程，特别是在债法领域，对于人、财产以及服务的初期自由流动十分重要。
一、拉丁美洲法律中的民法协调化的基础
在研究拉丁美洲法典编撰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时，要注意的第一个因素是拉丁美洲的法律具有共同的渊源，即罗马法。[13]
拉丁美洲法律的这一共同方面是建立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国家的法律之上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这实际上也是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统一性和通用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着一个共同的联系：两部重要的法律，即“Fuero Real”和“Siete Partidas”，这两部法律在13世纪后的葡萄牙生效，影响了葡萄牙的法院。[14]
除此之外，在南美的立法体系之中，不存在欧洲立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语言多样性较少，经济条件基本相似，因此有利于一些私法规范的通过。尽管存在这些积极方面，但也不能忽视那些潜在的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比如不同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伊比利亚文化与葡萄牙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的情形。[15]
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法律以罗马法为基础这一事实说明约束合同的一般性原则实际上是相似的，拉丁美洲法律家族中存在着统一的联系。[16]
比如，这些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诚信”这个概念，比如《巴西民法典》第422条，《智利民法典》第1546条以及《巴拉圭民法典》第715条。[17]关于权利滥用的规制，这些民法典之中亦有规定：《阿根廷民法典》第1071条，[18]《巴西民法典》第187条以及《巴拉圭民法典》第372条。
《巴西民法典》考虑到了“情势变更”这一情形，在第478条予以规定，《阿根廷民法典》第1198条和《巴拉圭民法典》第672条也同样予以规定。
《巴西民法典》承认因价格不公而解除契约是法律上的交易无效的一种情形，与之相似的一个例子，《巴拉圭民法典》第671条也规制了这一情形。
除了共同的罗马法传统之外，拉丁美洲国家们的另一共同特征是法典的编撰过程。它的开始伴随着十九世纪初期的这些国家的独立运动。
虽然《法国民法典》对于第一阶段的拉丁美洲的立法所产生的影响不应该被忽视，[19]因为它在诸如海地（1825年）和玻利维亚（1831年）这样的国家被采用，但是它已不再是拉丁美洲的规则。
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国，长期存在于南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立法制度被是为一种文化阻力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国家法典编撰特征。
智利是这三个国家之中最早颁布民法典的（1855）。安德列斯·贝罗在这一过程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负责法典编撰并且能够使《法国民法典》与智利的法律传统相协调。[20]
关于债法，法国的影响是可以看得到的，主要是通过一项关于非合同责任的一般条款（第2314条）。《智利民法典》在一个基本方面却与法国模式不同：所有权的转移。这里它并没有采用双方合意一致这个体系，而是保持了“名义”与“形式”（titulus e modus）这种区分。[21]
《智利民法典》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被其他国家所采用：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及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22]可以看出，《智利民法典》是欧洲法律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法律统一的一个要素。
巴西于1822年从葡萄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于182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在第八章第1779条宣布将对部门法进行法典化编撰。
巴西的法典编撰过程很长，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23]1885年颁布商法典，这表明巴西私法的特殊性，即民法典的编撰是在商法典之后。
民法典的编撰过程开始于1855年，伴随着其他民事立法而得以巩固。也曾存在不同的对民法典立法进行详细制定的方案。在巴西和拉丁美洲法律的历史中，由于后面将提到的原因，第一个方案是Teixeira de Freitas于1859年提出的l’Esboço，曾试图统一民法典与商法典。[24]这一过程在1916年得以完成，伴随着由Clovis Bevilaqua制定的第一部《巴西民法典》。2002年，新的《巴西民法典》获得批准，于2003年生效。
轮到阿根廷，它的法典编撰活动并没有在1816年独立之后立即开始。这一过程开始于1859年，伴随着商法典的生效。[25]1864年10月20日，详细制定民法典的任务被委托给韦莱兹·萨斯菲尔德。它于1869年9月29日获得批准，并于1871年1月1日生效。
与《智利民法典》和《巴西民法典》相比，《阿根廷民法典》并没有受到十九世纪欧洲颁布的法典的显著的影响。[26]
Vélez Sarsfield将他的立法制定活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巴西民法典》草案的第一稿——由Teixeira de Freitas提出的l’Esboço之上。《阿根廷民法典》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Esboço。[27]两部作品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其与巴西的草案（4908条）有着几乎一样数量的条文。《阿根廷民法典》有4051个条文，是这里提及的民法典之中数目最多的一部。
二、作为私法统一化工具的法典
在20世纪70年代，法典编撰是一种过时的立法技术这种观点曾经一度十分普遍。[28]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观点遇到了阻力，不仅在意大利，去法典化这个问题遇到了激烈的争论，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9]一方面，法典编撰很明显地被证明并不是一种过时的立法模式，[30]因为它在二十世纪被其他一些国家所采用。[31]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维护法典的方式在于一种新的法典编撰模式：中心化法典，它并不试图规范私法的所有方面。[32]
基于本文主要探讨的主题以及鉴于秘鲁（1984年）和巴拉圭（1985年）批准的法典，可以确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拉丁美洲的重新法典编撰活动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巴拉圭民法典》，着重强调的是它统一民法与商法这一特点，取代了本国以前的生效的模式。《巴拉圭民法典》由五编组成，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统一规定了有关债与合同的问题（“事实、法律行为和债”以及“合同和其他债之来源”）。[33]
在巴西法律之中，2002年《巴西民法典》的颁布使得关于法典编撰的便利性的讨论重新出现。[34]它赞成私法统一这一主题，因为它也部分采用了解决私法统一的方法：民法典有一新的编特别规定了商法部分（第966条至1195条）。基本上，它涵盖了以前与商法有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企业家的概念（第966条）；规范公司纪律，建立了法人非法人之间的新的区别（分别为第986条和第997条）。
然而，不确定的是巴西法的这一解决办法是否也不包括消费者法，该法在《巴西消费者保护法典》（1990年）中获得了雄心勃勃的立法。
轮到阿根廷的2015年新的民法典，也同样建立了私法的统一，[35]深化了巴西法律中的解决方案，在其法律体系中整合了来自第1092条的与债法领域相关的消费者立法问题。
关于上述主题，有必要参考阿根廷民商法典方案基本原则中所包含的前提，该法典被认为是符合南美洲自身特殊性的一部法典。承认了欧洲的法律传统，除了一系列被认为是该地区共同的标准外，它表示将其与拉丁美洲文化的概念整合一体。[36]
关于该体系，它有总则。它分为六编。第三编以规定一般条款的一章开始，其中规定了债的定义（第724条），债的构成（第725条）以及债的诉讼（第726条）。
《阿根廷民法典》将合同定义为“双方或多方同意创建、管理、修改、转移以及消灭财产关系的法律行为。”（第957条）
伴随着统一，关于债和合同的一般性理论，正如需要举出的例子“诚实信用原则”（第961条），有必要涵盖到各种的商合同，比如银行业务合同、保理业务合同和销售合同，但与巴西模式不同的是，它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商业公司的情况。[37]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前述的例子中，拉丁美洲法典编撰活动的这些最近的参考点，目标是制定部分统一民法与商法的计划。这一目标不仅包括民法之中的商法问题，也包括单一合同法制度和一般合同理论。
这两个国家的目标是通过一种融入了单一法典编撰的机制，为私法提供更大的可操作性与合理性。
与此同时，可以认为，以罗马法为基础，以债法的经典原则和私法的一般理论为中心的现代法典编撰模式对于处于极端全球化运动之中的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性和法律性的阻碍因素，[38]但这也可以作为当代其他法律体系的灵感，比如对于金砖国家，[3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主题对于中国法律的影响。[40]
总而言之，这个在19世纪巴西私法中被视为经典讨论的内容，在21世纪又重新出现。
考虑到这一新的立法选择，债法的规制和一般合同理论的主题也适用于商法，构成了该制度的共同核心。
确实，将债法的一般理论与私法的一般理论统一的难度不为人所知，[41]特别是考虑到巴西选择在现代法典编撰中引入了不常见的解决方案这一事实，例如合同的社会功能这一原则（第421条），引发了与商事理论之间的矛盾。[42]
然而，大多数观点认为，债法是私法的核心，因为私法的形成与构成都是以意思表示的方式来引导私人自治。因此，就私法部分整体而言，问题在于法律体系应具备统一的规范构造，[43]必须避免两分的解决方案。
从本质上看，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的概念不仅历经一段时期的批评而存留下来，而且肩负着新的目标在学术环境与政治环境中重新出现。[44]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指出，即使处于被确定为后现代的时期——并且确实以多样复杂性为标志——编撰法典这个选择也是中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法典编撰技术来适应新时代，新职责，适应不同的社会现实，与法律体系的目标共同协作。
三、软法：拉丁美洲私法协调化的工具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典编撰一样，可以适当地使用其他工具来实现法律协调这个目标。
能够在这种意义上发挥作用的法律工具的重要例子就是现在所谓的软法。[45]它本质上是一套由开放协调方法所发展出的规则和原则，与所谓的硬法并不相同。
美国法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协调：统一商法典和重述。[46]尽管美国所有的州采用统一商法典，但其作为协调代理人的影响尚无定论。[47]另一方面，统一商法典促进了美国商法中的一般原则的发展。[48]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法典，尽管它规范了所有的立法领域。它有400个条文，可以被认为一部重要的法典，即使没有涵盖到法律的所有领域，却也是灵活的，从而能适应法学和特殊立法。[49]美国法内部协调的第二个例子是重述。这是由美国法律研究院所发展出的案例的系统化，于1952年颁布第二版。从实质上看，它是由私法问题所构成，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局部形式的法典编撰方式，[50]也有人的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形式是重要的一步。[51]
关于外部协调，可以找到欧洲立法所做出的努力的例子。为了实现欧洲共同体内部私法的协调付出了许多的努力，通常情况之下是以指令的方式，目的是在共同体能力限度之内建立私法各个领域最低程度的协调。[52]另一个这场协调化运动的证明就是维也纳国际货物销售公约。[53]在这种情况，条约被用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自1986年的《欧洲单一法案》以来，关于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可能性的争论热度不减。这种想法是想建立一个欧洲合同法典，目标是将主要的合同规则汇集在一个单一的法律之中。[54]在私法的各个部门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债法，更具体地说是合同法，因为它可以促进欧洲国家之间贸易关系以及可作为欧洲法律协调的启示。尽管这个计划引发了争论，[55]但重申了欧洲共同体法典的现实重要性。[56]
其他欧洲级别的方案已经实施或者更新，比如国际私法统一协会提出的原则[57]以及2008共同框架参考法案。既然就其性质进行了讨论，但为了能够将其如同法典编撰一般概念化，[58]特别考虑到其学术性质，它必须被描绘为一种具有说服性的协调化工具，因此可以被视为软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相关作用的一个例子，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法律渊源的前提，将其与国家控制主义分开。[59]
尽管在拉丁美洲环境之下的协调化进程不如欧盟那样先进，但它在该地区被认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想法，甚至早于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60]
在拉丁美洲环境之下，尽管存在受益于欧洲的例子与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历史倾向而形成的有利风气，也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调化进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61]但是有必要避免某些政治环境下存在的保守主义，其仍然不相信法律协调化的重要性以及这一过程可为拉丁美洲国家带来的好处。
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确克服视法典编撰为总体风险的微观系统性的国家本位主义思维方式，[62]以及世界经济必然是自由主义的这一概念的认知，必须考虑到拉丁美洲国家们的协调化方式的准备与实施——可以被定义为法典——涵盖关于债法与合同法一般理论的一般原则与一般规范。[63]
从这个意义上将，必须认识到，协调化必须伴随着制度上的努力，这其中不仅包括行政环境（硬法），还要充分发挥模范的作用，从而防止协调化进程降低它的进取程度从而止步不前。
这一过程由拉丁美洲学者所研究，源自于拉丁美洲各种法律制度的示范法典的提案，支持制定民法示范性法典。[64]
与上述内容保持一致，关于民法与商法合一这场运动，它支持在拉丁美洲的债法典（和合同一般理论）之中采纳债法的一般规定，以私法制度中债的概念的一般功能为基础。[65]
最近，拉丁美洲私法协调化方案在可以作为软法范例的努力的基础之上得以加强，目标是增强拉丁美洲合同法一体化的可能性。[66]
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私法协调化小组（GADAL），由来自于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法学家们所组成，比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委内瑞拉。[67]
它起源于2008年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举办的一次法律研讨会，题为“罗马与美洲：罗马私法协调研讨会”。[68]这些学术会议的作品收录在作品集中，涵盖了拉丁美洲债法一般理论的相关主题。[69]
原则上，它的目标比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更大，因为，从拉丁美洲法律的角度看，它作为一个具有活力和积极性的法律子系统，[70]旨在为拉丁美洲债法制定一套协调规则，并更新它、整合它和重新组织它。[71]
在前述的协调化小组（GADAL）所为的研究中，这个目标“并不仅限于拉丁美洲私法协调化的纯粹的学术方法，也考虑到了拉丁美洲子系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与先前所述的一致，从债的概念和已经选择的私法类别这个前提出发，[72]选择了债法的协调化。[73]
关于法典之中的债的来源的简单分析表明，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提案，即可能来自于任何适合产生它的行为或者事实。[74]
GADAL的提案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债的一般原则这一主题之中，因为除了通常与债法相关的情形之外，也确立了关于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这种主题的认知。[75]
基本上，根据协调化小组那具有启发性的哲学，与传统和现代保持一致，人们可以看到这种选择，是采纳了《艾尔莫泽尼亚诺法典》的那具有启发性的经验：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人而设立，即使债的发生原因是开放性的这个立法方式，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最大程度上尊重人的尊严。[76]
四、结论
简言之，本文认为，基于目前的各种趋势的结合状况，拉丁美洲协调化进程处于具有相对活力的阶段。
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南方共同市场这一整合过程，是成员国参与激烈的世界竞争，改善国家境况的一种工具。
在这方面，已经强调的是，就巴西法律而言，拉丁美洲一体化构成了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宪法之下的领域内具有约束力。
其次，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之下，基于对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民法典的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罗马法的影响，拉丁美洲的法律体系的一体化是存在着共同基础的。亦表明，法典编撰是拉丁美洲极具法律传统的一项工具，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批评之后，又重新出现，证明其有能力作为统一化和协调化的技术性工具。
为了实现一体化，特别是在私法之中，有必要实现协调化，否则这个一体化将仅仅局限于商业和税收领域，如此做法也会与削弱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
这种有利的氛围和这些共同原因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这一倡议的成功，有必要坚持学术倡议，这些倡议在本文中是软法经验，目的是推动私法协调化这一进程，这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学者们的研究主题。
在目前的工作中，拉丁私法协调小组（GADAL）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受到青睐，其目标是建立拉丁美洲债法的一般理论。
虽然这个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在其完成时，可以看到一个与传统相符的愿景——罗马法化——并且在当今时代，即工作期限，这个过程保证和强调债的概念的一般特征以及私法之中的债法性联系。
* [巴]Fabio Siebeneichler de Andrade ，PUC / RS – Porto Alegre – Brasile法学院民法学教授，PUC / RS法学院法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教授。
** 李泽环，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1] 例如，参见il testo significativo di Clóvis Beviláqua,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privato, a Roma e in America, vol. 22, 2006, p. 241 e seguenti.
[2] 在巴西联邦共和国立国原则之中这是一条确定性的原则，而且它的效果是必须力求达到的。关于这个主题，可以参见Ingo W. Sarlet, L'efficacia dei diritti fondamentali, p. 33 e seguenti, Livraria do Advogado Editora, Porto Alegre.
[3] 这种担心需要强调，参见Miguel Angel Ciuro Caldani, La tensione tra integrazione e dominio nella legge universale del nostro tempo, nel 1996, p. 64 e segg.虽然人们可以使原始一体化进程与接收一体化进程相协调，但是人们也考虑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初的现象是否对所有国家都有效。
[4] 南方共同市场（葡萄牙语为“Mercosur”，西班牙语为“Mercosur”），于1991年3月26日在巴拉圭的亚松森成立。它包含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于1994年签署的Ouro Preto协议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的最终结构。
[5] 参见Cfr. Atilio Alterini, "La contratación en Mercosur", La Ley, 1992, p. 735 e seguenti; Noemi Lidia Nicolau, “Un Código de los contratos para el Mercosur”, in La Ley, 1996, p. 941 fs; Saieg, Frustagli, Esborraz e Hernandez, “Hacia la Unificacion del Derecho de las Obrigaciones en El Mercosur”, in: Del Mercosur, 1996, pp. 253 secondi; Vera Fradera, “A Circulação de modelos jurídicos europeus na América Latina: um entrave à integração econômica no cone sul?”, In Revista de Tribunais, 1997, p. 36.
[6] 关于这些原则的分析，参见Jose Angelo Estrella Faria, El Mercosur: Princípios, Finalidade e Alcance do Tratado de Assunção (1993), p .2-11.
[7]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调进程，参见cfr. J. Samtleben, “Das Internationale Prozeß – und Privatrecht des MERCOSUR”, (1999) 63 RabelsZ 7.
[8] 《巴拉圭宪法》第145条规定，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前提下，为了有效的实现人权，并且该规则得到议会两院绝对多数的批准，超国家性的法律制度有可能实现。但是，巴西宪法中没有类似的规则。
[9] 参见Cfr R. Ext 80.004 / SE, giudicato il 01.06.1977. 关于批评的观点，参见Maria Terezinha Nunes, Harmonização Tributária e consolidação do Mercosul, in Revista de Informação Legislativa, 2005, vol. 166, p. 253, 258 e segg.
[10]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Alejandro M. Garro, Armonización y Unificación del derecho privado en América Latina: esfuerzos, tendencias y realidades, in 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vol. 65, 1993, p. 44.
[11] 关于批评的观点，参见Michael Will, Mercado Comum e Harmonização do Direito Privado, in O Mercosul e a Comunidade Européia – uma abordagem comparativa, p. 64 e seguenti, 1994, Ed. UFRGS; Werter Faria, Métodos de harmonização aplicáveis no Mercosul e incorporação das normas correspondentes nas ordens jurídicas internas, in Mercosul, seus efeitos, jurídicos, econômicos e políticos nos estados-membros, p. 77 e seguenti, 1995, Livraria do Advogado Editora.
[12]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Paulo Luiz Netto Lobo, o Direito Civil na Perspectiva do Mercosul, in Revista Trimestral de Direito Civil, vol. 1, 2000, p. 231 e segs.
[13] 关于罗马法以及拉丁美洲具体特征的影响，参见gli studi di Sandro Schipani, Andrés Bello, Romanista Istituzionalista, in Andrés Bello e in Diritto latinoamericano, p. (1987) e Il codice civile peruviano del 1984 e il sistema giuridico latinoamericano (apuentes para uma investigazión sobre princípios generales del derecho), in Elementi di unità e resistenza del sistema giuridico latinoamericano, 1988, p. 155 seguenti; Riconoscimento del sottosistema latinoamericano, interpretazione sistematica e unificazione della legge; Armonizz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comune romano comune in materia di obbligazioni e contratti in America Latina, a Roma e in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17/2014, p. 35 e segg.
[14] 参见Veda Guilherme Braga da Cruz, “O Direito subsidiário na história do direito português”, Revista da Consultoria Geral do Estado do Rio Grande do Sul, 1974, p. 29-40.
[15] 参见Cf, por exemplo, Miguel Angel Ciuro Caldani, Papel de la teoria jurídica en la integración del Mercosur, in Revista de Filosofia Jurídica y Filosofia Social, 2000, pg. 65 e segg.
[16] 参见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chrauhaupt, “Vergleich und Angleichbarkeit der Rechte Süd- und Mittelamerikas”, in Rabels Zeitschrift,, 1955, vol. 20, pg. 121 ss; Saieg/Frustagli/Esborraz/Hérnandez, “Hacia la unificación” 260; Schipani, “Il Contratto e il sistema giuridico latinoamericano”, p. 1277 ss.; David Fabio Esborraz, La Individualización del Subsistema Jurídico latinoamericano como desarrollo interno próprio del sistema jurídico romanista: (I) La Labor de La ciencia jurídica brasileña entre fines del siglo XIX y Principio del Siglo XX, in Roma e America, vol. 21, 2006, p. 5 e segs.; Pierangelo Catalano, Sistema y Ordenamientos: El Ejemplo de América Latina, p. 21.
[17] 关于《巴拉圭民法典》第715条的理解，参见Luis Martínez Miltos, El Nuevo Código Civil Paraguayo y El Código de Vélez Sarsfield, in Dalmacio Vélez Sarsfield e Il Diritto Latinoamericano, (Sandro Schipani), p. 585, 591, Cedam, 1986.
[18] 这里参考Velez Sarsfield的第一部阿根廷民法典。
[19] 参见Cfr. Sandro Schipani, “Andrés Bello «Romanista-Istituzionista»”, in: Andrés Bello y el Derecho Latinoamericano, p. 205 e segg., op. Cit.
[20] 参见Cfr. Sandro Schipani, “Andrés Bello «Romanista-Istituzionista»”, in: Andrés Bello y el Derecho Latinoamericano, p. 205 e segg., op. Cit.
[21]所谓的“名义”（titulus），指的是当事人为所有权的转移而建立的法律关系，如买卖等，即所有权转移的原因。而“形式”（modus），指的是物的实际交付或者其他代替交付的行为。也就是所有权有效转移的两个要件，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译者注
[22] 参见Bernardino Bravo Lira, “Difusión del Código civil de Bello en los países de derecho castellano y portugués”, in: Andrés Bello e Latin American Law, 1987, pp. 343 segg. Nello stesso senso, il già citato lavoro di Clovis Beviláqua, Unificação do Direito Privado, a, Roma e in America, vol. 22, 2006, p. 242
[23] 参见Cfr. Fábio Siebeneichler de Andrade, Da Codificação, pp. 95 segg, Ed. Livraria do Advogado, 1997.
[24] 参见Cfr. Ministério da Justiça, Código Civil, Esboço (1952).
[25] 参见Victor Tau Anzoátegui, La Codificación en la Argentina (1810-1870), pp. 377 segg.., 1977.
[26] 参见Cfr. P. Catalano, “Osservazioni sul romanesimo di Vélez Sarsfield”, in: Dalmacio Vélez Sarsfield e il Diritto Latinoamericano p. 7., 1991, op. cit.
[27] 参见Cf. Enrique Martinez Paz, Freitas e sua influência sobre el Código civil argentino (1927), pp. XXXI segg.; Silvio Meira, “Direito brasileiro e direito argentino, Códigos comercial e civil. Influência do Esboço de Teixeira de Freitas no Projeto de Velez Sarsfield”, in: Studi Sassaresi, V, pp. 204 segg.
[28] 伴随着Natalino Irti的著作L'età della decodificazione (1989)，这种观点流行开来，他强调法典不再代表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已被特别法所取代，法典应该成为一个法律子系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作者已经警告了法典危机，参见Cf. Franz Wiecker, “Aufstieg, Blüte und Krise der Kodifikationsidee”, in:Festschrift für Gustav Boehmer (1954), pp. 34 ss; Paul Durand, “La Décadence de la loi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Ve. Republique”, Jurisclasseur Periodique Chr, 1959, p. 1470.
[29] 参见Francesco D. Busnelli, Il diritto civile tra codice e legislazione speciale (1984), pp. 49 ss; Fábio Siebeneichler de Andrade, Da Codificação, pg. 147 segg., op. Cit.
[30] 参见Cfr. Rodolfo Sacco, “Codificare: modo superato di legiferare?”, in Rivista Diritto Civile, 1983, p. 117 segg.
[31] 参见Viktor Knapp,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civil dans les pays socialistes européens”, Ré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1979, p. 733 segg; Francesco Castro, “La Codificazione del Diritto privato negli stati arabi contemporanei”, Rivista Diritto Civile p. 1985, 387 segg.
[32] A. Steinwenter坚持这一观点，参见“Kritik am österreichisch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Recht und Kultur, 1958, p. 64. Ver R. Sacco, “I codici civili dell’ ultimo cinquantennio”, in Rivista Diritto Civile, 1993, p. 316; Fábio de Andrade, Da Codificação, p. 157, op. Cit.
[33] 参见L. Rienzi, Unidad del derecho privado. El problema de la autonomía del derecho comercial y la unific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civil y comercial, in DJ 26/11/2014, p. 6.
[34] 参见Fábio Siebeneichler de Andrade, O modelo do Código brasileiro de 2012 sob a perspectiva das funções atuais da codificação,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vol. 21/2006, p. 57 e segg.
[35] 参见Augustin Parise. The Argentine 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 (2015): Igniting a a Third Generation of Codes for Latin America, in ZEup, 2017, p. 619 e segg.; L. Rienzi, Unidad del derecho privado. El problema de la autonomía del derecho comercial y la unific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civil y comercial, in Doctrina Judicial 26/11/2014, p. 6
[36] 参见Cfr. www.lavoz.com.ar/files/fundamentosdelanteproyecto de codigocivilycomercialdelanacion.pdf
[37] 参见L. Rienzi, Unidad del derecho privado. El problema de la autonomía del derecho comercial y la unificación de la legislación civil y comercial, in DJ 26/11/2014, p. 8.
[38] 参见Cfr. Sandro Schipani, Armonizz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diritto romano comune in materia di obbligazioni e contratti in America Latina, op. Cit., p. 54.
[39]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P. Catalano, Principali finalità e fondamenti del Brics: natura e storia, a Roma e in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Vol. 33, 2012, p. 277 e segg.; Sandro Schipani, Ius Romanun Commune ed eguaglianza tra i Populi nelle prospettive del Brics, a Roma e in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Vol. 33, 2012, p. 283 e segg; R. Neuwirth/A. Svetlicinii/D. Halis, The Brics Lawyers’s Guide to leg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0]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Sandro Schipani, Fundamentos romanísticos y derecho chino, in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vol. 35/2018, p. 21 e segg.
[41] 参见W. Müller-Freienfels. The Problems of including commercial Law and family Law in a civil code, in Problems of Codification, p. 104 e segg.,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mberra, 1977;
[42] 参见Cfr. J.M. Trepat Cases, Direito da Empresa, Novo Código civil brasileiro – o que muda na vida do cidadão, p. 59, Brasília, 2003.
[43] 参见Stefan Grundmann, Qual a Unidade do Direito Privado? De uma concepção formal a uma concepção material do direito privado, in Direito privado, constituição e fronteiras, p. 81, Porto Alegre, Orquestra Editora, 2012.
[44]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Stefano Rodotà有关法典与民主关系的论述：“将法典评价为自上而下革命和独断的产物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在新的环境下需要重新的考虑。法官没有替换法典的自由，替代法典的产物也不是委托给代表公民不同意愿的议会所倡议的如马赛克般排列的法律。实际的情况是，在有关市场动态的问题上，私有权意味着私权利的专制而并非公权力的专制，而不透明的情形却可激化私有权的适用，进而导致立法的不可控性。那么，法典规范带来的是合理透明的法律规则，也没有削弱经济利益的意图，而这些经济利益至少应该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与带有不同利益和价值的主体进行竞争。”参见Cfr. Un Codice per l’Europa? Diritti nazionali, diritto europeo, diritto globale, in Codici, una riflessione di fine milenio, pg. 576, op. Cit
[45] 参见Cfr., per esempio, Roberto Senigaglia. Soft Law et hard law dans le “réseau” des sources, in Ricerche giuridiche, vol. 3, n.1, 2014, p. 97 e segg.
[46] 参见Cfr. Shael Herman, “Historique et destinée de la codification américaine”, Ré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1995, 705, 725; Richard Hyland, “The American Restatements and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in: Hartkamp,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p. 55 segg.
[47] 参见R. Hyland, “The American Restatements”,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 59, op. Cit.
[48] 参见Allan Farnsworth, “Le Droit commercial aux Etats-Unis d’Amerique”, Ré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1962, 309-319.
[49] 参见R. Hyland, “The American Restatements”, p. 63, op. Cit.
[50] 参见Ferdinand Fairfax Stone, “A Primer on Codification”, in Tulane Law Review, 1955, 29, p. 303-310.
[51] 参见Mitchel Franklin, “The Historic Function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as transitional to codification”, in Harvard Law Review, 1934, vol. 47, 1367-1393.
[52] 参见Cfr. Peter-Christian Müller-Graff, “EC Directives as a Means of Private Law Unification”, in: A. S. Hartkamp et al,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g. 71 ss, op. cit.
[53] 参见Cfr. C. Bianca and M. J. Bonnel, Comment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Law, pp. 681 segg, 1987.
[54] 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著作是丰富的，具体参见cf. Salvatore Patti, Tradizione Civilistica e Codificazioni Europee, in Rivista di Diritto Civile, 2004, p. 521 e segg.; Stefano Rodotà, Un Codice per l’Europa? Diritti nazionali, diritto europeo, diritto globale, in Codici, una riflessione di fine milenio, p. 541 e segg., op. cit.; Ewoud Hondius,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General Introduction, Kluwer, 1998, 2ª ed.; Winfried Tilman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in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p. 595 e segg.
[55] 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的概要，参加cfr. Ewoud Hondius,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Hartkamp,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 12 segg., op. cit.
[56] 参见Cf. Bussani/Mattei, “Le fonds commun du droit privé européen, in Ré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2000 p. 30 e segg.
[57] 参见Sandro Schipani, Los Principios de Unidroit y el Derecho Romano (algunas anotaciones sobre el favor debitoris y las asimetrias d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in Sistema jurídico latinoamericano y derecho de los contratos (Esborraz, David), p. 203 e segg, Porrua, Mexico, 2006.
[58]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见Nils Jansen/Reinhard Zimmermann. A European civil code in all but name: discussing the nature and purposes of the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in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9/2010, p. 98 e segg; Martijn Hesselink, The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as a Source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in Tulane Law Review, vol. 83, 2009, p. 919.
[59] 参见M. Hesselink, The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as a Source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Tulane Law Review, vol. 83, 2009, p. 922.
[60] 参见Alejandro M. Garro, Armonización y Unificación del derecho privado en América Latina, in 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vol. 65, p. 44 e segg.
[61] 参见Cfr. Sabrina Lanni, America Latina e Tutela del Consumatore, Le Prospettive del Mercosur tra Problemi e Tecniche di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p. 17 e segg, Giuffrè, 2005. Maria Terezinha Nunes, Harmonização tributária e consolidação do MERCOSUL, in Revista de Informação Legislativa, 2005, n. 166, p. 253, 259 e segs. Haroldo Pabst, Unificação do Direito Comercial no Mercosul, in Boletim de Integração Latino-Americana, n. 8, 1992, p. 123 e segg; José Raúl Torres Kirmser, Cheques y Letras de Cambio, Necessidade de su sistematización y unificación en el âmbito del Mercosur, in Derecho del Mercosur y de la Integración, vol. 6, 2003, p. 89 e segg.
[62] 参见Noemi Lidia Nicolau, Breves reflexiones sobre las ramas de mundo jurídico en el Mercosur, in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en el Mercosur, p. 199 e segg., Ed. Ciudad Argentina, 1997.
[63] 参见cfr. Noemi Nicolau, Un Código de los contratos para el Mercosur, in La Ley, 1996, p. 941 e segg.
[64] 参见Cfr. Sandro Schipani, “Il Contratto e il sistema giuridico latinoamericano”, in: Mélanges Fritz Sturm, vol. II, 1999, p. 1284, n. 18
[65] 参见Cf. Edgar Cortés, Oportunidad de una parte general de las obligaciones en un código de contratos para América Latina, in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vol. 30, 2010, p. 89 e segg.
[66] 参见Rodrigo Momberg/Stefan Vogenauer, The Future of Contract Law in LatinAmerica, Hart Publishing, 2017.
[67] 还可以参考制定拉丁美洲合同原则的工作组，参见Cfr. Antonio Manuel Morales Moreno, Los Principios latinoamericanos de derecho de los contratos. Un debate abierto sobre las grandes cuestiones jurídicas de la contratación, ADC LXVII, 2014, p. 227 e segg.
[68] 参见Revista Roma e America, vol. 26 (2008), p. 3-411.
[69] 参见Cfr. R. Morales/G. Priori. De las Obligaciones en general. Coloquio de iusprivatistas de Roma y America, Lima, Fondo Editorial, 2012.
[70] 参见cfr. il Manifesto del Grupo para la Armonización del Derecho en America Latina, in https://gadal.uexternado.edu.co.
[71] 参见Cf. o Código-Marco de Obrigações para a América Latina, in https://gadal.uexternado.edu.co/codigo-marco/version-en-italiano/
[72] 参见Cfr. il Manifesto del Grupo para la Armonización del Derecho en America Latina, in https://gadal.uexternado.edu.
[73] 第1条对债进行了定义，债是一种法律约束，债务人需履行确定的给付来满足债权人可受保护之利益。
[74] 第3条，“债的来源，产生于合同、违法行为或者其他任何根据拉丁美洲法律体系适合产生的行为或事实。”
[75] 关于债法与基本权利之间的联系，可参见Lucien Maurin, Contrat et droits fondamentaux, LGDJ, 2013.
[76] D. 1,5,2. 参见cfr. Sandro Schipani, Fundamentos romanísticos y derecho cino, in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op. Cit.,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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