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罗·斯奇巴尼*  著

                                                                                                薛军**  译

1、能够在意大利拉丁美洲中心所在地做一个关于罗马法系的演讲，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这个中心的协助下，我能够很荣幸地举行了许多次关于拉丁美洲的法律体系的研究活动。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中，我特别高兴地向诸位介绍由来自中国的徐涤宇教授所完成的《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的汉语译本。对这两部在拉丁美洲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法典，我们今天所在的中心也曾经专门举行过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关于《智利民法典》的学术研讨会是在1981年，这一年同时也是《智利民法典》的伟大的编纂者安德雷斯·贝略（Andrés Bello）诞生200周年；关于阿根廷民法典的学术研讨会是在1986年，那个学术研讨会是为了纪念阿根廷民法典的编纂者萨斯菲尔德（Dalmacio Vélez Sarsfield）。

在向各位来宾介绍已经翻译为汉语的《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的同时，我还非常高兴地向各位作出一个预告：中国学者对第三部重要的拉丁美洲民法典，也就是《巴西新民法典》——对这一法典，我们所在的中心曾经于2003年，也就是这一民法典开始生效的那一年，召开了专门的国际研讨会——的翻译也已经启动了。正在着手翻译这一最新的民法典的是齐云博士，与徐涤宇教授一样，他也是徐国栋教授的学生。对于徐国栋教授，我们曾经有幸邀请他到罗马与我们一起工作了两年时间，他以他的成绩推动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法学交流事业，关于他对中国与拉丁美洲法学交流的基本观点，我向大家推荐他发表在《新世界》上的一篇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很重要的论文。

2、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法学交流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众所周知，在1902年，当时还是清朝政府的中国决定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经验进行考察，因此派遣了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和伍廷芳前往英国、北美、西班牙和秘鲁去考察这些国家的法律。伍廷芳在结束这次考察后，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后来，中国与拉丁美洲两地在法学领域的交流也开始增加。恰恰是在那几十年，中国开始了以导向于罗马法系为特征的法制变革运动。在面对两大法系的选择中，相对于普通法系而言，中国选择了罗马法系。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上述法学家对西方国家的法制考察和研究之旅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对利马的访问。利马是一个面对太平洋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有非常著名的圣马可（San Marco）大学，这是美洲两所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并且秘鲁在1852年就已经编纂了自己的民法典，通过这次民法典编纂，它与法国民法典的模式相脱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第一个扎根于拉丁美洲大陆的具有自身特性的民法典。我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在的法系，对这一法系的发展历史做出一个大概的回顾也许不是多余的。就在几天前，也就是在4月21号，我们刚刚庆祝了罗马建城2760周年。作为学者，我们参加了一个以“从罗马到第三罗马”的学术研讨会。所谓的从罗马到第三罗马指的就是罗马、君士坦丁堡（现今的伊斯坦布尔）第二罗马到莫斯科第三罗马。在中国，1911年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由于帝国的崩溃而没有得到颁布，但是在随后的共和国中，先前的草案成为北洋政府时期法院判案的重要的学理上的参考依据。后来在国民政府时期，也就是从1930年前后，中国又制定了一部民法典草案，并且这一民法典草案得到正式颁布和施行。但是随后而来的外国入侵，内战以及革命战争，使得这一法典难以真正地扎根于中国社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选择。事实上，当时著名的美国法学家庞德（R. Pound），在他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顾问的时候，即使国民政府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失败，庞德仍然支持其进入罗马法系的选择。正是基于他的建议，上面提到的民法典现在仍然在台湾地区生效。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则开始了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法制秩序的工作，但是先前的选择并没有被抛弃。事实上，许多新中国的法学家到莫斯科去学习法律，其中就有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的江平教授。正是通过他，我们开创了持续至今的中意法学合作交流（对于罗马第二大学来说，也非常荣幸地授予给江平教授以荣誉博士学位）。江平教授是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小组的组长，他曾经在莫斯科长期学习法律，并且也在那里学习了罗马法与罗马法系的一般性的法典法。1996年，江平教授与徐国栋教授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拉丁美洲罗马法大会，也恰恰是从这个场合开始，位于太平洋两边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开始了新阶段的法学交流。最初的交流就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徐涤宇教授，两部重要的拉丁……（全文请阅读费安玲主编《学说汇纂》第二卷第28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电子版编辑：曾巧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