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Antonio Saccoccio * 著
李媚** 译
(本文原载于费安玲、[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二十一世纪民法典的科学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一、名称
地役权其在现代法中的制度规则可以说是受罗马法学家影响最大的制度之一。[1]由于前不久我在罗马法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不太完整全面，因此，在本文中我试图从罗马学和民法学的角度来解决地役权制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会对中国相关立法进行检视，以便弄清楚对于这些问题在中国法的条文规范中是否有所涉及，以及是否存在创新和不同之处。
“地役权”这一名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奴役”这一概念，这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被证实，其让人联想到两块土地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奴隶（拉丁文是servus）与其主人的关系一样。[2]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027条定义了地役权：“ 地役权是为某块土地提供便利而在另一块属于不同所有权人的土地上附加的负担。”。
对于这一定义，有必要做出的重要反思是：首先，应注意到在这一条文中所使用的是单数的“地役权”这一表达，但这并意味着其是某个“特定的”权利。相反，地役权是一般的权利类别，这表明可以由当事人依照法律所规定的内部架构来决定地役权的具体内容。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尽管学说理论的主流已经关注并明确指出地役权的这一特征，但仍有部分学者在其作品中坚持使用复数的“地役权”这一表达。[3]
此外，我们发现在名词“役权”的旁边总会附加上形容词“土地的”，这一现象在意大利法学界中仍然受到广泛的批评。事实上，形容词“土地的”可以看作是继承自罗马法上的古老表达方式，特别是基于优士丁尼对人役权和地役权的区分[4]。但在《拿破仑民法典》[5]中已经放弃了这一地役权和人役权的区分，随后在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也未规定这一区分。而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却仍然保留了“土地的”这一形容词，这被认为是无用且多余的。[6]
二、地役权和物权体系
在各类罗马法和民法学教科书中，地役权显然被界定为跟所有权一样具有物权性质：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此无需列明。但如果仔细检视理论学说，特别是检视相关罗马法原始文献，这一观点似乎也值得做出澄清。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类文章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明确了通过分析古罗马法学家的思想以追溯“物权”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并且进行这样的回溯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物权的概念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并不存在。事实上，就术语而言，罗马法中的“他物权”（在他人之物上的权利）概念倒是可以确定。“他物权”这一术语在有关物权论述的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应痕迹。因此，罗马法学家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对他物权的学说理论进行构建。[7] 当然，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看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有关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对物权”概念的确定本身。而这些问题又与所谓的“经典”物权权能和所谓的“人身性”权能之间的激烈争论有关，前者试图揭示物权是权利人与物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反，后者认为物权是提供给某个主体可以排除任何第三人干涉的权能。[8]
潘德克顿法学派的学者们创造了主观权利这一概念，这又带来了一波思想体系上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一新创造的概念，人们试图超越原本将物权只看作是主体对某物的直接联系这一观点，更倾向于就主体和物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潘德克顿法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物权应是一项针对他人的合法命令（或者正如法律条文中所规定的，任何他人都负有针对物权的消极不作为义务）。也就是说，仍然教条的认为物权只是建立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实际上，物权不单单是直接将某物专属于某人而已。[9]
根据罗马法学家们用以构建法律制度的方式，这一观点甚至可以在罗马法学家所秉持的所谓“无诉权即无权利Aktionrechtlichesdenken”（权利与诉权相符的思维模式）中得到支持：显然，这涉及到“对物之诉”（针对物本身的诉讼）和“对人之诉”（针对人的诉讼）的区分，根据该理论，物权事实上在两个诉讼层面并不平衡的，准确的说其“对人性”更强。[10]即便是像桑提∙罗曼罗（Santi Romano）这样德高望重的法学家都认为，任何一个物权都当然的在主体和某个物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相对于这一关系，同样也使得他人负担了消极不作为的义务（表述为不特定的义务，但也有相应质疑的声音），这构成外部的义务，其并不能从概念上涵盖进物权的内部结构中。[11] 除此之外，德国法上的这一重构也对将 “对物权”进行绝对教条化理解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其中的观点大多被意大利民法学界所接受，也不乏有详细的论述。但关于这一点，在我看来，即使是极其精致严谨的论文都有可能存在将物权概念（特别是针对地役权）本身有序的教义学解释弄得支离破碎的风险。[12] 尤其需要注意，物权是对世权，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二表法》，毫无疑问，这时就已经从第一层次界定物权是某个主体跟某物之间的联系，自然过渡到了对其第二层次的理解之上。
事实上，应该注意到，在罗马法上，最开始的时候，在有关地役权的诉讼中被告只能是供役地的所有权人，[13]随后才通过“扩用诉讼“的方式扩展到可以针对所有的人提起。[14] 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学者们认为地役权本质上构成对所有权的限制（参见下述第四部分的论述），赋予地役权人针对供役地所有权人进行必要限制的权利；[15] 在另一意义上，就像所有权可以要求任何第三人都承担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一样，地役权跟其他那些在他人物之上的他物权一样，对于那些不相关人也不能要求其承担积极的作为义务。[16]
即使是持有认为物权是直接针对物之上的权利这一极端观点的学者，其往往也会出现矛盾，特别是涉及地役权时。比如，学者Salvatore Romano认为，权能（包括了处分某物的权能）的概念本质上是脱离主观权利而先在的。[17] 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学生民法学家Francesco Romano也认为物权的“减等”构成行使这一权利的限制，而不是构成对权利本身的限制。[18]但事实上，依照他们的观点，所面临的同样困境是其同时也更倾向于不将物权看作是“直接针对某个财产”的，而将物权视为了一般的消极性权利，是一类主观权利。[19]尤其是当说到地役权时，相关制度设计表明地役权也是物权的一种类型，因此，赋予了地役权人一项可以影响他人主观范围的权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物权是一项绝对权，权利的实现无需获得他人的协助。[20]
在一般意义上，也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只不过就是两块土地之间的客观状况，通常与地役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构成该制度的本质，而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反应出土地本身的某种合法联系。[21] 实际上，地役权可以看作是土地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所谓的主观权利也就是建立了这样一种联系，即需役地所有权人可以对供役地施加负担，而不被认为是造成了损害。[22]
这再一次导致了对物权类别的解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该权利的保护可以针对任何人（对世权），这构成该权利的本质。事实上，这种反思路径的极端后果是：认为地役权不可能被他人侵害，因为只有供役地的所有权人才对地役权人负有相应的义务；因此，任何第三人的干涉不会构成对地役权的侵害，但可能造成应赔偿的损失。相反的，如果遵循另一个讨论思路，也有学者认为：就像物权一样，任何第三人对此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义务，[23] 但实际上，任何人对他人的主观权利都负有这一相同的一般性义务，如此导致的结果是：使得物权的核心被掏空。[24]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 Grosso恰巧也对该问题做出了澄清，其认为：这里的内部逻辑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认为物权是跟客体产生直接的关系，是对该物本身的直接权利（享有权利），过渡到物权人可以合法地排除其他人的干涉。我们可以将此总结为“（对于某物）没有我的允许，你不享有权利去干什么”。[25]因此，在我看来，人们是想要将对“物上权利所负有的义务”外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构成了物权的本质，这些义务相互关联并排除了原本认为它们只具有主观性的观点。
因此，就以上大致的讨论来看，学者们对某些细节的重复虽然看起来毫无意义，但可以断定的是：所有的物权（地役权包括在其中）都享有对世性（针对所有人提起）（为了能简洁的适用，这一短语已经在使用中被确定）。特别当说到地役权时，相关澄清性的观点都试图在双重思路基础上复述上述观点，往往会集中到对物权（也包括地役权）的“现实”判断上。这一教义学上的观点至今仍然非常重要。一方面，必须强调的事实是，通常对地役权的侵害是来自于供役地的所有权人，但也不排除其他第三人也可能对地役权造成侵害。这个观点实际上包含了几个推论，但又并不仅限于此，这已经成为法学论著中的经典，以至于我们无需例举出相应的引文。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虽然所有权跟其他在他人物上的物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但它们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基于在同一个物之上并存的不同情形，所有的定限物权，都属于物权这一属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地役权也是一样的（参见下述第6部分），也具有绝对权的特征，这类权利内容的实现并不需要他人的协作。
三、地役权的本质特征
如今学者们能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地役权可以被视为是一类具有特殊内容的物权，因为其意味着可以对特定的物[26]进行特定的使用[27]。即地役权会让土地所有权人以其土地来承担相应的义务，众所周知的是[28]，这不仅意味着该供役地的所有权人（也包括后手所有权人），并且所有的第三人都对地役权人负有消极不侵犯其权利的义务。
上述定义将地役权看作是一种负担，在《意大利民法典》中也是如此规定，毫无疑问这为人们提供了这一法律制度的最初框架，特别是就土地的便利方面而言，供役地本身就是为了确保需役地的更便利使用[29]。然而，这对于确定地役权的具体内容却没什么用处，所以，我们说地役权还应包含一些应当明确表述的要件，虽然暂且没有出现在上述的定义当中[30]。
其一，地役权是对他人的物之上所享有的物权。
其二，地役权的内容是确定的，因为地役权人并不享有对物的一般性的利用。其仅能行使由单独约定条款所确定的某一特定权利和权能。[31]
其三，负担义务的被称之为供役地，为其使用而获得便利的另一地块，我们称之为需役地。[32]
其四，地役权相对于土地所有权人所享有的权利是从权利。[33]
其五，地役权是在土地之间构建了一类“土地的合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物权中的独特类型。[34]
四、地役权的起源
显然，仅在这一篇文章中要追溯几个世纪以来对该问题的激烈讨论是不太可能的，这一讨论涉及罗马法上地役权的起源的问题。因此，我仅限于回顾那些我认为对当下讨论有用的几个要点。
罗马法上的地役权具有严格的特性，虽然其类型不是法定的[35]，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来确定比如地役权的期限或地役权行使方式等[36]。到了优士丁尼时期，地役权的特性得以确定，仅允许相邻土地的私人之间有设立地役权的自由。[37]
从罗马法共和国末期开始，我们可以认为地役权作为一类定限物权制度逐渐成形，为他人土地的便利而承受负担的地块，称之为供役地，为实现其便利而利用他人土地的另一土地，称之为需役地。但就该制度的起源来看，是非常复杂的，学者们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地役权的时效取得在《斯克里布尼亚法》（lex Scribonia）之前就出现了，并且，在此之前，地役权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的方式进行移转。在德国法上[38]如今的主流观点[39]仍然认为：罗马法上最早的乡村地役权（iter, actus, via e aquaeductus私人通行权、负重通行权、给水、排水地役权等）最初被认为是有体物（res corporales），通常是就某一土地的某一部分进行特定利用，在该土地上他人可以通行或是排水：相当于是在这一土地之上为需役地所有权人设立了一个权能，但这一特定的权能原本是专属于供役地的所有权人的。就所有权的结构而言，这相当于在供役地上有两个[40]或多个共有人在对物的不同部分进行不同的利用（不同的性质）。[41] 特别是对于私人通行权而言，这一特征表现更加明显，比如，徒步通行权、负重通行权，这两类地役权的出现早于其他乡村地役权。[42]我同意学者们的这一观点。
到公元前2世纪时，地役权制度已开始初具雏形，此时不再认为地役权是所有权结构中的一部分，因为不太可能只确定供役地的某一部分来作为该权能的对象（此时，人们认为基于地役权可以要求供役地上不能加高建筑物或阻挡视线）。在此，地役权已经超越了最初将其作为一类所有权权能的概念界定，这为将地役权统一为一类独立的用益物权类型铺平了道路，其本身就是该土地上的权利，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到了拉贝奥时期（公元1世纪时期的罗马法学家），地役权制度似乎已经基本成形。[43].
五、地役权的后续发展
从地役权随后的发展来看，正是这一制度的出现导致了他物权制度的构建，基于我们讨论的主题范围的局限，对于这一问题在此不详细展开，而是快速的回顾一下。
在中世纪时期，物权和人身权之间的区别逐渐减弱，随后更是颠覆了罗马法上的原则，[44]二者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淆，或者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人们想采用一种更现代的不同方式以便于回应现实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则他们会故意地对罗马法的原始资料进行了重构。[45] 地役权如其他的他物权类型一样，在所谓的过渡法阶段，理论界从该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制度发展的角度考虑得并不多，相反更多的是从其与所有权的关系上来进行考察，他物权被看作是对所有权的外部性限制。[46]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少，他们认为所谓的“控制”（在此指的是所有权）是一系列物权性的状态，即以某种方式归属于其领域之内。[47]所有权和地役权的区分在Glossatori时期[48]是较为清晰的，先是Bartolo随后Baldo也论述了这一问题，试图在宽泛意义的所有权概念中实现二者的整合，区分为“物的实体上的所有权”和“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虽然二者间有清晰的界限，但也在某个时刻重合，因此，这更应认为是逻辑-形式上的区分而不是实际具体的区分。[49]
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上在土地所有权之上设立役权的方式实际上是在当事人之间构建了一类债的关系，且基于此而设立的地役权的期限通常不会超过当事人的寿命。[50]在15世纪50年代，意大利法学家巴托洛梅奥﹒奇波拉[51].（Bartolomeo Cipolla）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即涉及到我们谈论的这一问题，其重申了地役权和个人给付行为间的区别，确认说设立地役权不仅需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行为（例如，挖掘一个水渠供水流过）[52]：但在此之前，地役权人的权利仅仅是来自于合同所要求某人为某一行为。
六、教义学中的地役权
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学者们不认为就地役权的制度规范结构来看其只涉及土地间的状态。[53]地役权的权利内容是否仅仅是请求第三人对该物负有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妨碍权利人对该土地的利用，还是也应包括利用该供役地的权能，（虽然从逻辑上来看，应界定为需役地所有权人可利用该供役地的权利）。[54]这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地讨论，也会对地役权制度的法律构成产生影响。[55] 将地役权作为他人之物上的定限物权，这实际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两次制度重构。古老的地役权制度的重构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和所有权绝对的观念，这也是大部分自然法法学家和启蒙主义法学家的观点，随后通过法国大革命[56]而广为传播。在《拿破仑民法典》第544条对所有权的经典定义中，其强调所有权的完整性和绝对性，这在法国法典评注学派中更是受到推崇。[57]这一新观念将所有权看作是个人的自然权利，所有权相对其他的“他物权”处于核心主导地位，[58]有必要通过物权法定原则[59]以便避免对所有权的侵害。因此，在《拿破仑民法典》中，他物权被认为是“所有权不同的变化形式”，这在法典的第二编中有明显的表现。且在随后的法国法典评注学派的著作中，所有权仍然被认为是“基本权利的集合”，而其他所有的定限物权则被认为是所有权的肢体或是分支。[60]
“肢体”或是“分支”这一词汇的使用，明显是用于指称从完整的或完全的所有权中分解出了其他的物权（也被称之为“不完整的或半完整所有权”）。因此，定限物权相对于完整的所有权仅具有其部分权能，但二者的区别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不是性质上。[61] 这一将物权置于他人物之上的方式，似乎隐藏了一个法学家们的隐忧：即不能削弱所有权本身的绝对性这一原则。[62] 这一重构走到极致，有学者甚至认为地役权是需役地所有权的一种扩张和边界延伸，这使得需役地所有权人可以享有更多的对土地的利用和收益，这一负担对随后的所有后手所有权人都一样。[63]
这一观念从《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温德萨伊德教授对所有权进行了不同的重构，其将所有权看作是权能整体，由该物的所有权人享有，而不是将所有权看作是各项单独权能的简单总括或是集合。其特别区分了所有权和他物权二者不同的结构和性质（而不仅仅只是权能数量上的区分）。[64] 随后，温德萨伊德教授的这一重构也被意大利学界所接受，这一新的所有权模式使得所有权成为一项可以从逻辑上区别于他物权的实体权利。由此产生了这两类权利之间的对比，人们意识到，在永续的无限定的所有权和有期限且限定的他物权之间是有区别的。[65]
事实上，如今理论界对于所有权是否是一项主观权利仍然存在争议。[66]因此，人们更愿意谈论总体的主观法律状态，为了其利益而赋予所有权人相关权能，比如，使用和处分该物，相对的也对所有权人产生了相应的义务（税收的、行政的等），或者所有权人也必须尊重权利之外的其他主体或是集体的利益。[67]这正是所谓的“所有权的危机”。这一危机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中仍然存在，其中规定了“所有权和定限物权”，[68]将这两个类别同质化，这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概念误解的结果”，定限物权实际是完全自主的概念。[69] 事实上，他物权是通过对所有权的权能进行限制而设立的，因此，在同一个物[70]之上同时存在他人的物权。也就是说，这一限制削弱了所有权人对该物的最广泛的利用，从而使得他人具有利用或使用该物的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人对该物的利用的权能较少，设立他物权的情况并不是常态。这会在所有权和他物权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对所谓的作为母权利的所有权产生限制。[71]
七、地役权的主要分类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优士丁尼已将役权区分为人役权和地役权，都作为一类用益权。通过巴托洛梅奥﹒奇波拉[72]（Bartolomeo Cipolla）的论述，在“过渡法”中不再采取这一区分，而是对役权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区分：其一，人役权，特定人利用他人所有物的权利，在这一情况下，就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归入到这一役权当中。其二，混合役权，从物到人都承担义务，例如，用益权和使用权；其三，地役权。在这其中，地役权是最主要的役权类型[73]。至于为何抛弃这一分类类型，我在上述第一点中已经论及。
有趣的是对地役权的分类，在中世纪中还出现了合意地役权、自然地役权和强制地役权的分类。第一类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第二类是来自于土地之间的自然状态，某块土地必须为另一块土地服务；第三类是基于各类理由，某一主体有权要求在他人土地上设立役权。
所谓的自然地役权，在《学说汇纂》中有两个片段呈现出该制度的雏形，分别是乌尔比安和保罗的片段，在《学说汇纂》第39卷第3章第1个片段的第22段，以及在《学说汇纂》第39卷第3章第2个片段的首段。当然，自然地役权这一概念的提出要归功于法国的学者们[74]。随后在欧洲各国民法典当中都可以找到这一制度。例如，《法国民法典》第639条，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532条，都对这一法定地役权进行了完整的规定。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混淆，特别是跟强制地役权[75]之间如何区分。相反，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却吸收了学界对此所提出的批评，没有规定这一自然地役权的类型，仅仅区分了强制地役权 强制地役权（第二节）和意定地役权（第三节），以及在第五节规定了时效取得地役权和根据家父指定取得地役权。当然，这一规定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用以确定地役权设立方式的标准仍然会使人纠结这到底是强制地役权，还是非强制地役权（独立于设立的方式），而事实上，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区分标准。[76]
另一类分类是区分积极的地役权和消极不作为地役权。这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073条中也有对消极不作为地役权的规定，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两类不同地役权之间有不同的取得和消灭规则。
同样，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073条中，还区分了连续性性地役权和非连续性地役权。依照法典中的术语，连续性的地役权不是必须要求役权人本人行使；而非连续性的地役权则必须役权人本人行使。这一区分对于如何确定未行使役权提供了有用的标准。
最后，我们还可以区分显性地役权和隐性地役权。这一区分是基于是否有基本的地役权载体，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061条有对隐性地役权的明确规定，其规定没有“可见的、永久性的工作物供役权行使的”则是隐性地役权。
八、中国《物权法》中的地役权
2007年的中国《物权法》中有几个有趣的问题，我有必要在此提出。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对比于上述第一点中所提到的《意大利民法典》上关于地役权的规定——其使用的是单数的地役权这一术语，但2007年中国《物权法》第十四章的标题中使用的是复数的地役权这一术语。但事实上，在具体的条文中说到地役权时，却又使用了单数。我的相关思考显然是基于我非常优秀的同事，朱塞佩﹒特拉西莱先生所翻译的版本，但非常遗憾地是，由于语言障碍，对我而言仍然不能阅读中文条文本身。
对于标题中所使用的形容词“土地的”，我在上述的第一点中已经说明，在最近的意大利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一形容词是多余的。
但有趣的是，我们看看《物权法》第156条的规定。在第156条使用的术语是“获得不动产的最大用益“跟”利用他人的不动产”联系起来。如果此处的用益在某种程度上跟《意大利民法典》第1027条所规定的条件类似，那毫无疑问，我们又回到了罗马法学家们已经广泛讨论过的“对土地的用益”问题。这一用益或使用的概念在现行的《意大利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反，在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531条[77]却对此进行了规定，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显然故意删除了这一规定。因为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者认为使用这一概念只是对用益概念的重复。
在这一关键的定义中，中国现行法律中对地役权的定义也与《意大利民法典》中所有区别，其将地役权界定为是地役权人的主要权能，而不是着眼于是土地上的负担。但从土地负担角度对地役权进行定义，几乎是所有现代民法典[78]中的选择。基于对罗马法学家们的著作进行教义学的分析，将地役权制度看作是土地之间的关系[79]，从而避免使用权利或义务这样的术语。[80]
然而，更恰当的做法是，立法者们应考察更普遍的不动产，而不仅仅局限于土地。就不动产而言，在中国法上排除了原本地役权制度中所谓的不规则地役权的类型，例如，工业地役权、农业地役权或是并存的地役权，而这些地役权的类型，在意大利法学界中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颁布之前也存在广泛争议。[81]
并且中国《物权法》不仅没有规定强制性地役权，也没有规定所谓的自然地役权，甚至立法者根本没有考虑到以遗嘱设立地役权的方式，或是所谓的根据家父指定取得的地役权的方式，以及时效取得地役权的方式。仅仅在中国《物权法》第156条（该条也是随后其他条款的基础）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可以设立地役权。或许在这一点上，也可以促使中国的学者们进一步做出反思。
此外，即使是通过协议设立地役权，仅仅在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时候，地役权就有效设立了。如果是以这一方式设立地役权，那么就有必要解释一下随后的第158条，其规定地役权只有登记之后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同样体现在《物权法》第161条的规定中，在该条中其预设的前提是地役权是非永久性的，这当然是受制于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模式。
随后《物权法》第163条规定，如果土地上已为他人设立其他的用益物权，则未经用益物权人同意，土地所有权人不得设立地役权：或许最好是规定一个跟《意大利民法典》第1060条相似的规范， 该规定没有要求土地所有权人要征求土地上其他用益物权人的同意，只要该设立的地役权不会损害用益物权的行使。
《物权法》第164条规定了所谓的同时转让原则，即地役权不得单独转让。但随后解释性的规定似乎又不那么连贯其规定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让的合同中另有约定，则地役权将不存在于该土地之上。[82]
对《物权法》第166条和第167条仍存在的疑问是：这两条规定在我看来表述的是同样的规则，即转移部分需役地或是供役地的情况，没有必要重复规定。在这两类情形下，中国的立法者规定地役权都继续存在，需役地继续享有便利，而供役地继续承担义务，但又仅局限于转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情况下。
这两条规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地役权不可分的原则。例外的情况是，如果是转让供役地的一部分，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071条[83]中的规定可以借鉴：如果对供役地进行了分割并且只由某一确定部分的土地承担役权负担，则其他部分土地的役权均告解除。
相反，如果是转移需役地的一部分，在此即没有理由认为地役权不应存在于整块需役地之上，甚至对于那些就目前情况来看地役权暂时无用的土地的部分。前提条件是不应对供役地造成额外的负担，这正是《意大利民法典》第1071条所规定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两条中仅仅规定了转移部分土地的情况，却没有对分割土地的情况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团体解散要分割土地：或许更好的做法是对土地分割对地役权的影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而不是仅仅只规定转移的情况。
最后，很有意思的是《物权法》第168条的规定，依照该规定如果地役权合同解除，则会导致这一地役权消灭。中国立法者就该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一直都是意大利法学界所面临的争议问题。这与我们所认为的地役权在合同完成缔结那一刻即立即设立是存在冲突的。因此，地役权不会因为不履行支付义务或是滥用地役权[84]所导致的合同解除而消灭。相反的，这里更好的处理方式是规定：如果是因不履行合同所确定支付义务，特别是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或存在滥用地役权的情形而解除了地役权合同的，此时应转变法律后果，确定地役权非正当行使所受的损失。[85]
电子版编辑：覃榆翔
电子版审校：刘畅
**安东尼·萨科丘（Antonio Saccoccio），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李媚，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1] Significative sono le parole di G. Grosso, nella Prefazione (p. X) al suo Le servitù prediali nel diritto romano, Torino, 1969: in tema di servitù «sono rari gli articoli del nostro codice civile che non dicano qualcosa che si trovi, o trovi il suo spunto, nelle fonti romane»; nello stesso senso, cfr. anche G. Tamburrino-A.N. Grattagliano, Le servitù, in Giurisprudenza sistematica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fondata da W. Bigiavi, Torino, 20023, 5. Invero, sebbene sia innegabile che l’istituto mantenga ancora oggi una sua vitale importanza, non possiamo nascondere il fatto che esso oggi non ha la stessa rilevanza che aveva in una società imperniata sulla proprietà fondiaria, come quella romana: cfr. S. Masuelli, La refectio nelle servitù prediali, Napoli, 2009, XIII. 其中最重要的是G. Grosso在其著作《罗马法上的地役权》的前言中就地役权所说的：我们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很少有没有不能在罗马法上找到其渊源或是受到罗马法影响的。同样，G. Tamburrino-A.N. Grattagliano，在其著作《民商法学体系中的地役权》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事实上，不可忽视的是，地役权至今仍然保持其至关重要的地位，虽然不可否认是，如今这一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社会跟当时的罗马并不完全相同。
[2] Cfr., ex multis, M. Comporti, Le servitù prediali,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diretto da P. Rescigno, vol. 8, t. II, 2002, 175.
[3] Sul punto, con ampi riferimenti anche al diritto romano, vd. soprattutto G. Grosso,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3 ss.; A. Burdese, s.v. Servitù prediali (diritto vigente), in NNDI, 17, 1970, 131; Id., Servitù prediali,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diretto da G. Grosso e F. Santoro- Passarelli, III, 4, Milano, 1960, 4; M. Comporti, s.v. Servitù (dir. priv.), in ED, 42, 1990, 276; Id.,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178. 就这一点而言，可以广泛参考的有关罗马法的著作有，
[4] Sulla distinzione basti qui il rimando a R. Nicolò, s.v. Servitù personali, in NDI, 12, 1, 1940, 285. Sul punto torno anche infra, al § 6.
[5] Vd. la precisazione dell’art. 686 Cc. fr., dove si chiarisce che i rapporti di servitù possono instaurarsi solo tra fondi; evidente appare la prudenza con cui il legislatore francese si muove, per scongiurare, in quel determinato momento storico, il rischio della riviviscenza del sistema feudale, che la rivoluzione borghese aveva inteso rovesciare.
[6] Per la separazione concettuale tra servitù e usufrutto, vd., al tempo del primo Cc. italiano, già G. Venezian, Dell’usufrutto, dell’uso, dell’abitazione, I, Napoli, 19362 (1° 1896), 88 ss. Dopo il varo del Codice, tale impostazione è rapidamente divenuta communis opinio: ex multis, cfr. F. Messineo, Manuale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Codici e norme complementari), II, Milano, 19659, 626; A. Burdese, s.v. Servitù (diritto vigente), cit., 131.
[7] Basti qui il rimando a V. Arangio-Ruiz, Iura in re aliena, in Dizionario pratico del diritto privato diretto da V. Scialoja, R. de Ruggiero e P. Bonfante, Milano, 1924, 117; G. Scherillo, Il concetto di diritti reali. Considerazioni storico-dogmatiche, in Studi in onore di E. Betti, IV, Milano 1962, 80 ss. e soprattutto a G. Grosso, I problemi dei diritti reali nell’impostazione romana. Lezioni universitarie, Torino, s.d. (ma 1944), 74 ss., in critica a quelle ricostruzioni storiche (soprattutto Perozzi e Biondi) che tendevano a relegare l’antitesi diritto reale-obbligazione a Roma sul piano meramente processuale.
[8] Segue bene questo dibattito M. Comporti, Diritti reali in generale,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diretto da A. Cicu-F. Messineo-L. Mengoni e continuato da P. Schlesinger, Milano, 20112, 9 ss.
[9] Cfr. già V. Arangio-Ruiz, Iura in re aliena, cit., 118; successivamente, cfr. pure M. Giorgianni, 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i diritti di godimento su cosa altrui, I, Milano, 1940, 162 s.; e in Id., Raccolta di scritti. Itinerari giuridici tra pagine classiche e recenti contributi, Padova, 1996, 94 s.; Id., Diritti reali (Diritto civile), in NNDI, 5, 1960, 750 (= in Id., Scritti minori, Napoli, 1988, 647 s.; U. Natoli, Il diritto soggettivo, Milano, 1943, 92 ss.; G. Pugliese, s.v. Diritti reali, in ED, 12, 1964, 766 ss.; M. Costantino, 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lla proprietà, Napoli, 1967, 145 ss.; e, con il titolo Contenuto, esercizio e tutela giuridica della proprietà, anche in Id., Rischi temuti, danni attesi e tutela privata, Milano, 2002, 3 ss.; Id., Esercitazione su nevrosi per richiami impropri a nozioni astratte, in Studi in onore di Piero Schlesinger, II, Milano, 2004, 875 ss.; Id., Il diritto di proprietà,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diretto da P. Rescigno, 7, I, Torino, 20052, 257 s.; Id., La gratuità, la qualificazione dei beni e l’accesso alla proprietà altrui, in Il principio di gratuità, a cura di A. Galasso e S. Mazzarese, Milano, 2008, 475 ss.
[10] Vd. in questa direzione V. Giuffré, L’emersione dei «iura in re aliena» ed il dogma del numero chiuso, Napoli, 1992, 40 ss. e la lett. ivi cit.; per la prospettiva, decisamente diversa, alla luce della quale Salvatore Romano scinde il rapporto tra potere e diritto soggettivo, collegandosi il primo piuttosto all’autonomia, vd. infra, nel testo.
[11] Cfr. Santi Romano, Frammenti di un dizionario giuridico, Milano, 1947 (rist. Milano, 1983), v. Diritti assoluti, 59. Addirittura, secondo G. Scherillo, Il concetto di diritti reali cit., 100, al dovere di astensione, da egli visto come un precetto primario derivante in qualche modo dalla situazione reale in sé, si collegherebbe un «precetto secondario», che impone al violatore un comportamento positivo, cioè quello di rimettere le cose in pristino. Più estremistica appare la tesi di Biondi, per la quale vd. infra, ntt. 22 e 23.
[12] Vd., per es., P. Rescigno, Per uno studio sulla proprietà, in Riv. dir. civ., 1972, I, 47, il quale, compie una articolata analisi del diritto di proprietà, che lo porta a costruire diversamente i ‘vincoli’ e i ‘doveri’ collegati al diritto di proprietà e ai diritti di godimento, fino ad apprezzare particolarmente in questi ultimi la «particolare relazione che si istituisce tra proprietario e titolare del diritto reale limitato», proponendone addirittura «l’inquadramento in termini di vero e proprio rapporto obbligatorio»; vd. anche infra, nt. 72-73.
[13] Cfr. D.8,5,6,3 Ulp., 17 ad ed.: Haec autem actio in rem magis est quam in personam et non alii competit quam domino aedium et adversus dominum, sicuti ceterarum servitutium intentio (Questa azione, peraltro, è più reale che personale e non compete a nessun altro che al proprietario dell’edificio e nei riguardi del proprietario, come la pretesa <formulata nelle azioni> delle altre servitù: cfr. Iustiniani Augusti Digesta seu Pandectae. Digesti o Pandette dell’imperatore Giustiniano, II, Testo e traduzione, a cura di S. Schipani, Milano, 2005, 217).
[14] Vd. D.8,5,10,1 Ulp., 53 ad ed.: Agi autem hac actione poterit non tantum cum eo, in cuius agro aqua oritur vel per cuius fundum ducitur, verum etiam cum omnibus agi poterit, quicumque aquam nos [non] ducere impediunt, exemplo ceterarum servitutium (Si potrà esperire questa azione non solo contro colui nel cui fondo sgorga l’acqua o attraverso il cui fondo è condotta, ma invero, sull’esempio delle altre servitù, si potrà agire anche contro tutti coloro che ci impediscono di condurre l’acqua: Iustiniani Augusti Digesta seu Pandectae, II, cit., 220).
[15] V. Arangio-Ruiz, La struttura dei diritti sulla cosa altrui in diritto romano, in AG, 81, 1908, 361 ss.; e 82, 1909, 417 (entrambi in Id., Scritti di diritto romano, a cura di B. Biondo, I, Napoli, 1974, 137 ss.); Id., Iura in re aliena, cit., 118.
[16] Vd. le conseguenze che ne fa derivare Fr. Romano, Diritto e obbligo nella teoria del diritto reale, Napoli, 1967 (rist. Napoli, 2014), 131 s., sui cui anche infra, ntt. seguenti, criticando questa impostazione.
[17] Cfr. Salv. Romano, Aspetti soggettivi dei diritti sulle cose, in Riv. trim. dir. e proc. civ., 1955, 1009 ss.; e in Id., Scritti minori, I, Milano, 1980, 434 (da cui cito).
[18] Cfr. Fr. Romano, Diritto ed obbligo cit., 58 ss. e 130 ss.
[19] Cfr. Fr. Romano, Diritto e obbligo cit., 15.
[20] Cfr. Fr. Romano, Diritto e obbligo cit., 129.
[21] Cfr. B. Biondi, Le servitù prediali nel diritto romano (Corso di lezioni), Milano, 19542, 89 ss.
[22] Cfr. U. Brasiello, Sulla natura delle servitù, in RISG, 90, 1954, 251.
[23] È questa la tesi di M. Comporti,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l diritto reale, Milano, 1977, passim.
[24] Per una critica serrata, vd. soprattutto A. Burdese, Il problema del diritto reale nell’ultima dottrina, in Riv. dir. civ., 1980, I, 210 ss.; Id., Considerazioni in tema di diritti reali. A proposito di una recente monografia, in Riv. dir. civ., 1977, II, 307 ss.
[25] Cfr. soprattutto G. Grosso, I problemi dei diritti reali cit., 78 ss.
[26] Si tratta di un diritto reale specifico, ma a contenuto indeterminato, essendo le parti libere di creare una particolare figura di servitù, seppure nell’ambito della categoria generale: cfr. M. Allara, Le nozioni fondamentali del diritto civile, I, Torino, 19585, 401 ss.; B. Biondi, Precisazioni in tema di servitù, in Foro it., 1957, I, 1056 s.; A. Piraino Leto, Tipicità dei diritti reali, in Mon. trib., 1973, 968 s.; A. Natucci, Le servitù, in Beni, proprietà e diritti reali, II, a cura di P. Gallo e A. Natucci, in Trattato di diritto privato diretto da M. Bessone, VII/2, Torino, 2001, 115, il quale parla di «elasticità di contenuto delle servitù»; E. Guerinoni, Le servitù prediali, in Trattato dei diritti reali, II, Diritti reali parziari, a cura di A. Gambaro-U. Morello, Milano, 2011, 220; M. Comporti,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208 ss.; G. Palermo, Nemini res sua servit: vincoli tipici e atipici, in Nuova giur. civ. comm., 2011, II, 335 ss.; e in Le servitù prediali tra tradizione e attualità, Atti del Convegno di studi – Bologna, 21 maggio 2010, a cura di E. Marmocchi, Milano, 2011, 57 ss.; E. Calzolaio, La tipicità dei diritti reali: spunti per una comparazione, in Riv. dir. civ., 2016, 1080 ss. (da cui la successiva citazione); e in Eppur si muove: The Age of Uniform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J. Bonell to celebrate his 70th birthday, II, Rome, 2016, 1945 ss. Indicativa l’immagine di D. Barbero, Tipicità, predialità e indivisibilità nel problema dell’identificazione delle servitù, in Foro pad., 1957, I, 1043, che presentava le servitù come uno stampo, nel quale si può far colare un contenuto vario, di cui la legge detta solo i confini.
[27] Non è configurabile una servitù con la quale il titolare del fondo dominante comprima a tal punto il diritto di proprietà, da annullare il godimento del bene che rappresenta il nucleo fondamentale del rapporto dominicale: cfr. G. Tamburrino-A.N. Grattagliano, Le servitù cit., 121. Secondo G. Grosso-G. Deiana,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76 s. potrebbero essere problematici i seguenti esempi: una servitù di pascolo che assorba integralmente il fondo destinato al pascolo oppure una servitù di presa d’acqua appartenente a chi non è proprietario di un fondo adiacente: in questi casi, «si tratta di vedere se resta al proprietario un sufficiente contenuto di proprietà».
[28] Ciò sia con riferimento alle obligationes propter rem (obbligazioni a causa della cosa), sia ai cd. oneri reali, laddove la differenza non appare sempre così nettamente tracciabile: cfr., per limitarmi ai lavori più recenti, L. Bigliazzi Geri, Oneri reali e obbligazioni propter rem,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diretto da A. Cicu e F. Messineo, Milano, 1983; R. Pennazio, Apparenza e obbligazioni «propter rem», in Riv. trim. dir. proc. civ., 2005, 987 ss.; A. Burdese, Le servitù prediali. Linee teoriche e questioni pratiche, in Il giurista europeo, collana dir. da L. Garofalo e M. Talamanca, Padova, 2007, 89 ss.
[29] Di tutto ciò il legislatore italiano era perfettamente consapevole; cfr. la Relazione alla Maestà del Re Imperatore del Ministro Guardasigilli (Grandi) presentata nell’udienza del 16 marzo 1942-XX per l’approvazione del testo del Codice civile, Libro della Proprietà, reperibile online all’indirizzo <https://www.consiglionazionaleforense.it/documents/20182/174648/Libro+III++-++Della+Propriet%C3%A0/6ce39eab-67aa-41e2-8517-2c04f7392b73>, n. 488, 101: «sebbene non si tratti che di un’immagine, la quale raffigura l’aspetto economico del rapporto, più che di una definizione rispondente al rigore del tecnicismo giuridico, ho preferito, per indicare il contenuto del diritto di servitù, conservare nell’art. 1027 la formula “peso imposto sopra un fondo” dell’art. 531 del codice del 1865, anziché sostituire l’espressione “limitazione del godimento di un fondo” proposta nel progetto dalla Commissione Reale (art. 182)». Commentando lo stesso progetto da ultimo citato, già R. Nicolò, Osservazioni e proposte della R. Università di Catania al progetto di secondo libro del codice civile, Milano, 1938, 65; e in Id., Raccolta di scritti, II, Milano, 1980, 1748, aveva evidenziato che «la parola “peso” è certo tecnicamente imprecisa, ma almeno praticamente è assai espressiva, mentre l’espressione “limitazione del godimento” per scolpire l’essenza della servitù vista dal lato passivo è ancora più criticabile, in quanto non è detto che la servitù debba importare in ogni caso per il proprietario del fondo servente una limitazione del godimento. Senza dire poi che la limitazione del godimento è una conseguenza dell’esistenza della servitù e non il momento ontologico di essa».
[30] Cfr. A. Burdese, s.v. Servitù, cit., 131 ss.; M. Comporti, s.v. Servitù, cit., 276 ss.
[31] Vd. supra, ntt. 31 e 32.
[32] Fin troppo noto è il brocardo ‘servitus in faciendo consistere nequit’ (la servitù non può comportare un obbligo di fare), con cui si impone al proprietario del fondo servente un semplice dovere di non facere (non fare) o di pati (tollerare), e mai di facere, se non con riguardo a prestazioni accessorie rispetto alla servitù stessa; cfr., su punto, P. Boero, Servitus in faciendo consistere nequit: il contenuto negativo della servitù, in Le servitù prediali tra tradizione e attualità, cit., 25 ss.
[33] È stata proposta in dottrina la tesi secondo cui la servitù avrebbe una ‘essenza modificativa’ dei diritti di proprietà dei fondi dominante e servente: cfr. P. Vitucci, s.v. Servitù prediali, in Dig. disc. priv., sez. civ., 18, 1998, 496: «in presenza di una servitù prediale, il contenuto e i limiti reciproci dei diritti di proprietà sui fondi dominante e servente ricevono modificazioni»; E. Guerinoni,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220.
[34] Cfr. F. Messineo, Manuale, cit., 627, il quale ravvisa la funzione delle servitù nel favorire il progresso dell’agricoltura e dell’edilizia.
[35] Sulla costruzione da parte della dottrina moderna del ‘dogma’ o ‘enigma’ del numero chiuso dei diritti reali e sui tentativi di reperire per esso giustificazioni logico-dogmatiche, vd. V. Giuffré, L’emersione dei «iura in re aliena» cit., 6 ss., 59 ss. La dottrina ha da sempre legato tali ragioni all’ordine pubblico (da ultimi, in tal senso, si pronunciano A. Fusaro, Il numero chiuso dei diritti reali, in Riv. crit. dir. priv., 2000, 439 ss.; U. Morello, Tipicità e numero chiuso dei diritti reali, in Trattato dei diritti reali, I, Proprietà e possesso, a cura di A. Gambaro-U. Morello, Milano, 2008, 67 ss.), pur riconoscendo da tempo la poca consistenza di tali motivazioni, che appaiono slegate da una analisi del concreto contesto socio economico in cui il principio dovrebbe trovare applicazione: cfr. A. Gambaro, Note sul principio di tipicità dei diritti reali, in Clausole e principi generali nell’argomentazione giurisprudenziale degli anni Novanta, a cura di L. Cabella Pisu e L. Nanni, Padova, 1998, 223 ss.; E. Calzolaio, La tipicità dei diritti reali, cit., 1080 ss.; per una posizione diversa, che mi pare però tutta sbilanciata verso il profilo dell’analisi economica del diritto, vd., F. Mezzanotte, La conformazione negoziale delle situazioni di appartenenza. Numerus clausus autonomia privata e diritti sui beni, Napoli, 2015, 1 ss., il quale ritiene attualmente ancora più che giustificato il numerus clausus dei diritti reali, sulla scorta di un compito di selezione dei titoli proprietari che il legislatore assume in un’ottica di riduzione dei costi di verifica per gli operatori economici (ma per una prospettiva diversa, che valorizza le recenti aperture della dottrina francese verso il superamento del ‘dogma’, vd. Id., «Liberté contractuelle» e «droits réels» [A proposito di un recente dialogo tra formanti nell’ordinamento francese], in Riv. dir. civ., 2013, I, 857 ss.). Da ultimo sul punto vd. anche A. Gambaro, Codice civile e diritti reali, in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39, 2018, 21 ss.
[36] Vd. M.F. Cursi, Modus servitutis. Il ruolo dell’autonomia privata nella costruzione del sistema tipico delle servitù prediali, Napoli, 1999; Ead., «Modus servitutis» e «tipicità convenzionale» tra diritto romano e Codice civile, in Riv. dir. civ., 2000, I, 471 ss.
[37] Vd. I.2,3,4 Si quis velit vicino aliquod ius constituere pactionibus atque stipulationibus id efficere debet (Se taluno vuole costituire in favore di un vicino un qualche diritto di servitù, deve farlo mediante patti e stipulazioni).
[38] Cfr. M. Voigt, Über den Bestand und die historische Entwickleung der Servituten und Servitutenklagen wäherend der römische Republik, in Berichte über die Verh. der König. Sächs. Gesell. Der Wiss. Zu Leipzig, Philol.-hist. Classe, 26, 1874, 159 ss.; sugli influssi ricevuti da Voigt nella elaborazione di queste idee, vd. diffusamente L. Capogrossi Colognesi, La struttura della proprietà e la formazione dei «iura praediorum» nell’età repubblicana, I, Milano, 1969, 6 ss.
[39] Ma per autorevoli opinioni contrarie vd. M. Bretone, La nozione romana di usufrutto, I, Napoli, 1962, 31 ss.; G. Franciosi, Studi sulle servitù prediali, Napoli, 1967, 18 ss.; A. Corbino, Ricerche sulla configurazione originaria delle servitù, I, Milano, 1981, partic. 11 ss. (con lett.) e 20 ss.; Id., s.v. Servitù prediali (diritto romano), in ED, 42, 1990, 243 s.
[40] Cfr. soprattutto P. Koschaker, Rec. di E. Bussi, La formazione dei dogmi di diritto privato nel diritto comune (diritti reali e diritti di obbligazione), Padova, 1937, in ZSS RA, 58, 1938, 258 ss.; M. Kaser, Geteiltes Eigentum im älteren römischen Recht, in Festschrift Koschaker, I, Weimar 1939, 445 ss.; in un’ottica non dissimile, cfr. anche L. Capogrossi Colognesi, La struttura della proprietà e la formazione dei «iura praediorum» nell’età repubblicana, II, Milano, 1976, 249 ss., secondo il quale, in particolare, iter e actus (passaggio a piedi e passaggio con bestiame e carri) avrebbero rappresentato il primo modello sul quale costruire l’idea di ius in re aliena (diritti su cosa altrui) come strumento di ridefinizione della proprietà all’inizio concettualmente non divisa con riferimento alle servitù; nella stessa linea, sebbene in totale disaccordo con Capogrossi, cfr. ora C. Möller, Die Servitut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Funktion und Struktur der grundstückvermittelten Privatrechtverhältnisse im römischen Recht. Mit einem Ausblick auf die Rezeptionsgeschichte und das BGB, Göttingen, 2010, 29 ss. (su cui cfr. la rec. di J.M. Ra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Funktion und Struktur der Servituten, in Index, 43, 2015, 303 ss.).
[41] é la nota posizione di Giuseppe Grosso, tra i vari scritti del quale mi limito qui a ricordare G. Grosso, L’evoluzione storica delle servitù nel diritto romano e il problema della tipicità, in SDHI, 3, 1937, 274 ss.; Id., I problemi dei diritti reali nell’impostazione romana. Lezioni universitarie, Torino, s.d. (ma 1944), 9 ss.; Id., La genesi delle servitù nel quadro delle prospettive dei problemi di origine, in BIDR, 70, 1967, 105 ss.; ma soprattutto Id., Le servitù prediali nel diritto romano, Torino, 1969, 11 ss.; Id., Schemi giuridici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el diritto privato romano. Dall’epoca arcaica alla giurisprudenza classica: diritti reali e obbligazioni, Torino, 1970, 243 ss.
[42] Questa, a somiglianza delle viae pubbliche, sarebbe stata originariamente intesa come porzione materiale di suolo che divide due fondi e sulla quale avrebbe pertanto gravato una comproprietà dei titolari dei fondi contigui; solo successivamente essa sarebbe stata costruita come una «servitù autonoma di passaggio dal contenuto ampiamente comprensivo»: cfr. sul punto soprattutto L. Capogrossi Colognesi, La struttura della proprietà II, cit., 81 ss. e da ultimo anche A. Burdese, Le servitù prediali. Linee teoriche cit., 3.
[43] Cfr. L. Capogrossi Colognesi, La struttura della proprietà, II, cit., 271 ss.; A. Burdese, s.v. Servitù prediali (diritto romano), in NNDI, 17, 1970, 120.
[44] Per un es., vd. la cd. Glossa di Colonia (XI sec.), Gl. via est a I.3,3 pr.: differentia ab actu in hoc est, quia actus non omnibus datur et ad certum locum datur, via vero omnibus et non ad locum determinatum (la differenza con il passaggio con bestiame e carri è che questa non è data a tutti ed è data per un luogo certo; la via, invece, è data a tutti e per un luogo non determinato).
[45] Così vd. I. Birocchi-M.C. Lampis, s.v. Servitù (diritto intermedio), in ED, 42, 1990, 262.
[46] Vd. M. Caravale, Ricerche sulle servitù prediali nel Medioevo, I, L’età romano-barbarica, Milano, 1969, 125 ss.
[47] Fondamentali, in questo campo, sono gli studi di Paolo Grossi: mi limito qui a richiamare il volume Il dominio e le cose. Percezioni medioevali e moderne dei diritti reali, Milano, 1992 e i vari contributi ivi raccolti dall’a.
[48] Vd., ad es., la gl. potest intelligi a D.8,1,3, nel quale, per mezzo dell’uso del brocardo servitus servitutis esse non potest (non può esistere la servitù di una servitù), netta appare l’impossibilità di assimilare in qualsiasi modo i due istituti.
[49] Per queste problematiche vd. P. Grossi, ‘Dominia’ e ‘servitutes’ (Invenzioni sistematiche del diritto comune in tema di servitù, già in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 18, 1989; ora in Id., Il dominio e le cose cit., 57 ss. e partic. 86 ss.
[50] Birocchi-Lampis, s.v. Servitù (diritto intermedio).
[51] I. Birocchi-M.C. Lampis, s.v. Servitù (diritto intermedio), cit., 263.
[52] B. Cepolla, Tractatus de servitutibus tam rusticorum quam urbanorum praediorum, cito dalla ed. Coloniae Agrippinae, 1616, I,21,1 c. 85: «per promissionem tantum non acquiritur servitus, nisi realiter constituatur, quia talis sola promissio non constituit ius in re, id est in servitute, sed ius ad rem» (la servitù, sia relativa a fondi rustici che a fondi urbani, non si acquista se non si costituisca concretamente, perché la semplice promessa non è in grado di far nascere un diritto reale, come la servitù, ma solo un diritto sulla cosa <come una obbligazione>).
[53] Mi riferisco alla tesi di Biondi, per la quale vd. supra, ntt. 22 e 23.
[54] Per la prima concezione, vd. M. Allara, Le nozioni fondamentali del diritto civile, cit., 404 ss.; S. Perozzi,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I, Milano, 19472, 608 ss.; per la seconda, che mi pare decisamente preferibile, vd. G. Grosso, I problemi dei diritti reali cit., 82 ss.
[55] Ad esempio, costruiti i diritti reali con un riferimento pregnante alla ‘facoltà di godere della cosa’, non si può nascondere la difficoltà di comprendere nel concetto le servitù negative: per alcune considerazioni sul punto, vd. però G. Pugliese, s.v. Diritti reali, cit., 768 s.
[56] In realtà, per un ridimensionamento del ruolo di Pothier nella costruzione di un concetto unificato di proprietà vd. P. Grossi, Un paradiso per Pothier (Robert Joseph Pothier e la proprietà ‘moderna’), in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14, 1985, ora in Id., Il dominio e le cose cit., 385 ss. (da cui cito), in forte polemica con O.T. Scozzafava, I beni e le forme giuridiche di appartenenza, Milano, 1982, 45 ss., che, più recentemente, torna sul tema in Id., Una lontana replica a Paolo Grossi, in Riv. crit. dir. priv., 2005, 669 ss.
[57] S. Rodotà, La definizione della proprietà nella codificazione napoleonica, ora in Id., Il terribile diritto. Studi sulla proprietà privata e i beni comuni, Bologna, 1981, 75 ss.; M. Comporti, Ideologia e norma nel diritto di proprietà, in Riv. dir. civ., 1984, I, 288 ss.
[58] La proprietà viene proclamata diritto naturale, sacro ed inviolabile dalla Dichiarazione dei diritti dell’uomo e del cittadino del 1789 (art. 2, 17) ed inserita fra i diritti fondamentali dalla Costituzione francese del 1791; cfr., sul punto, P. Grossi, Naturalismo e formalismo nella sistematica medievale delle situazioni reali, ora in Id., Il dominio e le cose cit., 21 ss. La stessa Carta di Nizza del 2000 (art. 17) pare inserire la proprietà tra i diritti fondamentali dell’individuo.
[59] L’idea della divisione del dominio si trova in realtà già accolta in R.J. Pothier, Trattato del diritto e dominio di proprietà (trad. it.), in Opere, III, Livorno, 18412, 3; questo a., dopo aver affermato che il principale ius in re (diritto su cosa altrui) è «il diritto di dominio di proprietà», precisava che le altre specie di diritti reali «da questo procedono e ne sono come tante frazioni».
[60] Cfr. C.E. Delvincourt, Institutes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u Code Napoléon, I, Paris, 1808, 320: «il résulte… qu’il peut exister une infinité de droits réel détachés de la propriété, et qui en sont comme autant de démembremens»; V. Marcadè, Explication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u Code Civil, II, Paris, 18868, 571: «on sait déjà qu’on appelle en générel servitude tout démembrement de la proprieté d’un chose»; C.B.M. Toullier, Le droit civil français suivant l’ordre du Code, III, Paris, 1811, 288 «diminution de droit»; Duranton, Cours de droit civil suivant le Code français, IV, Paris, 1826, 397, il quale, però, proprio sul punto qui in esame precisa che «on ne considère pas les servitudes comme en étant des démembramens, mais bien comme des qualités actives et passives des héritages»; cfr. al riguardo P. Grossi, Tradizioni e modelli nella sistemazione post-unitaria della proprietà, in Quaderni fiorentini, 5/6 (1976/77), Itinerari moderni della proprietà, I, Milano, 1978, 229 ss.
[61] P. Grossi, Tradizioni e modelli cit., 201 ss.; vd. anche la posizione di Duranton, ricordata supra, alla nt. precedente.
[62] Cfr. M. Comporti, s.v. Servitù, cit., 280 dove vd. alla nt. 28 i richiami alla letteratura giuridica italiana dell’Ottocento, in cui queste idee circolavano ampiamente.
[63] Cfr. U. Brasiello, Sulla natura delle servitù, cit., 258; per la servitù come diritto ‘modificativo’ della proprietà, vd. supra, nt. 38.
[64] Illuminanti sul punto sono le note di Fadda e Bensa alla trad. it. delle Pandette di Windscheid (cfr. Fadda e Bensa, Note a Diritto delle Pandette, I, t. 2, Torino, 1925, § 167, 115-117): «non si può dire che la proprietà consti di una somma di singole facoltà, che sia una riunione di singole facoltà. La proprietà è la pienezza del diritto sulla cosa, e le singole facoltà che in essa vanno distinte, non sono che estrinsecazioni e manifestazioni di questa pienezza. La proprietà come tale è illimitata, ma ammette restrizioni [...]. Se la restrizione vien meno, tosto la proprietà esplica di nuovo tutta la pienezza». Segue bene il passaggio dalla ‘vecchia’ concezione, ancora viva in Germania ad es. in Glück, alla ‘nuova’ concezione, Comporti, § 3.
[65] Vd. sul punto M. Comporti, s.v. Servitù , cit., 281 e la lett. cit. alla nt. 37.
[66] Sul dibattito che, nell’Italia degli anni ’50, portava, partendo da opposte visioni, a negare alla proprietà o al diritto di credito la natura di diritto soggettivo vd. P. Rescigno, Per uno studio sulla proprietà, cit., 46 nt. 67.
[67] Cfr. P. Perlingieri, Introduzione alla problematica della «proprietà», Napoli, s.d. (ma 1971), passim e partic. 70 ss.; ma anche P. Rescigno, Per uno studio sulla proprietà, cit., 1 ss. Per una rilettura della proprietà in chiave di ‘diritto partecipativo’ e non (solo) di diritto ‘escludente’, teso a delimitare una sfera privata scevra da intromissioni, vd. ora L. Mengoni, Proprietà e libertà, in Riv. crit. dir. priv., 1988, 427 ss.; S. Rodotà, Ricerche, ipotesi, problemi dal dopoguerra ad oggi, ora in Id., Il terribile diritto cit., 448 ss.; E. Caterini, Proprietà,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del Consiglio Nazionale del Notariato, diretto da P. Perlingieri, III, 3, Napoli, 2005, 167 ss.; L. Nivarra, La funzione sociale della proprietà: dalla strategia alla tattica, in Riv. crit. dir. priv., 2013, 504 ss.; nonché, con più ampio riferimento alle fonti del diritto di proprietà, F. Addis, Fonti legali della proprietà e decentramento normativo, in Riv. dir. civ., 1994, II, 15 ss.
[68] Cfr. P. Rescigno, Per uno studio sulla proprietà, cit., 16.
[69] Cfr. P. Rescigno, Proprietà, diritto reale e credito, in Jus, 1965, 472 ss., che vede come una illusione il riconoscimento di caratteri comuni a proprietà e diritti reali limitati; Id., Per uno studio sulla proprietà cit., 1 ss. e particolarmente 47 ss.
[70] Da ultimo, in questo senso, mi pare si muova anche la recente dottrina francese: cfr., ad es., C. Larroumet, Droit civil, II, Les Biens. Droit réel principaux, Paris 20065, 22, dove si ribadisce che il titolare di un diritto reale limitato usa alcune (ma non tutte) delle facoltà spettanti al proprietario; cfr. anche J.-L. Bergel, Droits réels de jouissance et valorisation des biens: les propositions de réforme du droit des biens, in Droit civil, civilité des droits.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Jean-Louis Mouralis, Aix-en-Provence 2011, 19 ss.
[71] Così vd. M. Comporti, Le servitù prediali, cit., 179 ss.
[72] Vd. supra, nt. 28.
[73] Vd. Ciccaglione, 34.
[74] Cuiacio, In libros Pauli ad ed. comm. ad lib 49 ad 1, 2 de aqua pluv arc., in Opera, V, Prati 1838 c 1063 ss.; Donello, De iure civile lib. 11 cap. 9 n. 3 ss., in Opera omnia, III Maceratae 1829 297; Duareno, Comm. in tit. III de aq. pluv. arc., in Opera, Francoforte, 1607 605 ss.
[75] Vd. Comporti, s.v. Servitù prediali (dir. priv.), n. 15.
[76] Cfr. Comporti, s.v. Servitù prediali (dir. priv.), n. 11, con la lett. precedente.
[77] Art. 531 Cc. it. 1865: «La servitù prediale consiste nel peso imposto sopra un fondo per l’uso e l’utilità di un fondo appartenente ad altro proprietario».
[78] Così vd. il Cc. fr. («charge», art. 637), quello italiano («peso», art. 1027); quello spagnolo («gravamen», art. 530); analoga appare l’impostazione del BGB (§§ 1018 e 1019) e del Cc. svizzero (art. 730). Ma vd. il Cc. di Parma del 1820, che parla di un ‘diritto stabilito per l’utilità di un fondo’.
[79] La Relazione del Guardasigilli al Cc. it. 1942 (n. 144) precisa questo concetto affermando che l’immagine del ‘peso’ «esprime con maggiore immediatezza il carattere reale della servitù e sopra tutto pone in risalto il distacco delle vere e proprie servitù prediali dalle limitazioni della proprietà».
[80] Non mi pare cogliere il punto Barbero, Il sistema del diritto privato a cura di A. Liserre e G. Floridia, Torino, 1988, 537, quando ritiene assurdo che il nostro legislatore usi il termine ‘peso’ per indicare un diritto.
[81] Vd. soprattutto Carnelutti, Usucapione della proprietà industriale, Milano, 1938, 85 ss.; Grosso, Servitù fondiarie e servitù aziendali, in Riv. del dir. comm., 1938, II, 462, che proponeva, de iure condendo, la configurabilità di tali servitù; è poi invece prevalsa l’opinione secondo la quale tali rapporti sono configurabili esclusivamente come rapporti di tipo obbligatorio: cfr. Grosso-Deiana, Le servitù prediali, 6 ss.; Branca, Servitù prediali, 8 ss.; Biondi, Servitù, 151 ss.
[82] Non chiaro appare se il contratto a cui la norma si riferisce sia quello che ha costituito la servitù o quello che ha determinato il trasferimento del diritto di gestione.
[83] Discusso è se, a seguito della divisione del fondo dominante, la servitù resti un rapporto unitario, in omaggio al principio dell'indivisibilità, e quindi continui a gravare su ogni parte del fondo servente ed a giovare ogni parte del fondo dominante, oppure si frazioni, dando luogo a tante servitù quante sono le porzioni in cui viene diviso il fondo dominante, con reciproca autonomia per le successive vicende: sul problema, cfr., con letteratura, Comporti, n. 34.
[84] Cfr. Biondi, Le servitù, 412; Tabet, La locazione-conduzione,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diretto da A. Cicu e F. Messineo, XXV, 1972, 148 ss.
[85] Cfr. Rubino, La compravendita, in Trattato di diritto civile e commerciale diretto da A. Cicu e F. Messineo, XXIII, 19712, 1012; Mirabelli, Dei contratti in generale, in Commentario del Codice civile, IV, t. 2, Torino, 1958, 515 ss.; Comporti, s.v. Servitù (dir. priv.), n. 19. ; Sul punto, con ampi riferimenti anche al diritto romano, vd. soprattutto Grosso, Le servitù, 3 ss.; Bur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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